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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自己跳出來
<牛棚雜憶> 之第三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作者:季羨林


    南口村雖然是一個僻遠的山村,風景秀麗,居民和善。但是也決非世外桃源。我們來這里是搞階級斗爭的。雖然極左的那一套年年講、月月講、念念不忘階級斗爭,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別的地方一樣,決不是沒有問題的,搞一點“階級斗爭”看來也是必要的。我們哪里想到,在我們在這里搞階級斗爭的同時,全國范圍內已經涌起了一場階級斗爭的狂風暴雨。這一場風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學。

  這一點我們最初是不知道的。我們僻處京郊,埋頭社教,對世事距離好像比較遠,對大自然好像是更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過去任何一個春天一樣,姍姍來遲。山村春來遲,是正常的現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終于陸續綻開了蓇葖,一片粉紅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們的活動,從表面上來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靜。然而從報紙上來的消息,從外面傳進來的消息,知道一場大的運動正逼近我們。北京大學一向是政治運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方。此時我們雖然不在學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風驟雨前濃云密布那樣,也正在醞釀著什么,我們心里是有底的。只不過是因為身居郊外,暫時還能得到一點寧靜而已。

  五月來臨,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中央接二連三地發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類。事情本來已經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經說到,我腦袋里最缺少政治細胞,缺少階級斗爭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陽光中,在繁花如錦的環境里,懵然成為井中之蛙,從來沒有把這一場暴風雨同自己的命運聯系起來。

  此時城里的燕園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從城里回來的人中得知學校里已經開了鍋。兩派(或者說不清多少派)之間爭辯不休,開始出現了打人的現象。據說中央派某某大員到北大去,連夜召開大會,想煞住這一股不講法制、胡作非為的歪風。聽說,在短時間內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過了沒有幾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爺”糾集了哲學系的幾個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兩派人的辯論,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聽說在大飯廳附近,爭辯的人圍成了圈子,高聲嚷嚷,通宵達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參加。好像是一塊巨石擊破了北大這塊水中天,這里亂了套了。 

   這一張大字報的詳細內容,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立刻就感覺到,這是校內社教運動的繼續、的發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謂“國際飯店會議”上,反陸平的一派打了一個敗仗,挨了點整。按照我們最近多少年來的運動規律,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準備整別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聽到中央廣播電臺播出了那一張大字報,還附上了什么人的贊美之辭,說這是一張什么“馬列主義大字報”。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水平去推敲研究:為什么一張大字報竟會是“馬列主義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沒能進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反正馬列主義就是馬列主義,這好像釘子釘在案板上,鐵定無疑了。我們南口村的人當然也議論這一張大字報;可是并沒有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兩派,只不過泛泛一談而已。此時校園內的消息不斷地陸陸續續地傳了過來,對我們的心情似乎沒有產生多大干擾,我們實在是不了解真實情況,身處山中,好像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輕雷,不見雨點,與己無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還頗有一點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東語系在南口村參加社教的師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總支書記,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規定,我們都是被整的對象,因為我們都是“當權派”。所有的當權派,除了最高層的少數幾個天之驕子以外,幾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神秘莫測的中國語言把它縮簡為“走資派”)。在南口村,東語系的走資派和一般教員和學生,相處得非常融洽。因此,我們這兩位走資派“難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夢中,一點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走在懸崖邊上,下臨無地,只等有人從背后一推,立即能墮入深澗。而個別推我們的人此時正畢恭畢敬地圍繞在我們身邊,搖著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叭狗。

  沒有想到—其實,如果我們政治嗅覺靈敏的話,是應該想到的—,###,我們忽然接到學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參加革命。我們帶的東西本來不多,一無書籍,二無細軟,幾床被褥,一個臉盆,順手一卷,立即成行,擠上了學校派去的大汽車。住了七八個月的南口村,現在要拜拜了。“客樹回看成故鄉”,要說一點留戀都沒有,那不是實情。心頭也確實漾起了一縷離情別緒。但是,此時有點兵荒馬亂的味道,顧不得細細咀嚼了。別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們那一位總支書記,政治細胞比我多,階級斗爭的經驗比我豐富。他沉默不語,也許有點什么預感。但是此時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樣子。我雖然心里也有點沒底兒,有點嘀咕,我也沒有時間考慮太多太多。以前從南口村請假回家時,心里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這一次回家,卻好像是走向一個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個多小時以后,我們到了燕園。我原來下意識地期望,會有東語系的教員和學生來迎接我們,熱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們畢竟還是總支書記和系主任,還沒有什么人罷我們的官嘛。然而,一進校門,我就大吃一驚:這哪里還是我們前不久才離開的燕園呀!這簡直是一個大廟會。校內林蔭大道上,橫七豎八,停滿了大小汽車。自行車更是多如過江之鯽。房前樹下,角角落落,只要有點空隙,就要擠滿了自行車。真是洋洋大觀,宛如自行車的海洋。至于校內的人和外面來的人,更是不計其數。萬頭攢動,人聲鼎沸。以大飯廳為中心,人們成隊成團,擁擁擠擠,真好像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我們的車一進校門,就寸步難行。我們只好下車步行,好像是幾點水珠匯入大海的波濤中,連一點水花都泛不起來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簡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國去了。    

    據說從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來朝拜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人,像潮水般涌進燕園。在“馬列主義”信徒們眼中,北大是極其神圣,極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過了麥加,超過了耶路撒冷,超過了西天靈鷲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滌除身體上和靈魂中的一切污濁,一切罪孽。來的人每天有七八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先是附近學校里的人來,然后是遠一點的學校里的人來,最后是外地許多大學里的人,不遠千里,不遠萬里,風塵仆仆地趕了來。本地的市民當然是當仁不讓,也擠了進來湊熱鬧,夾在里面起哄。這比逛天橋要開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墻上,地上,樹上,還布滿了大小字報,內容是一邊倒,都是擁護“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人的海洋,大字報的海洋,五光十色,喧聲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擠進了人群。雖然沒有迎接,沒有歡迎;但也沒有怒斥,沒有批斗,沒有拳打,沒有腳踢。我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暫且逍遙一番。一同回來的那一位總支書記,處境卻不美妙。一下車,他就被革命小將“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欽定的“走資派”,罪有應得。從此以后,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我就沒有再見到他。我在外文樓外的大墻上,看到了一大批給他貼的大字報,稱他為“牧羊書記”,極盡誣蔑、造謠、無中生有、人身攻擊之能事。說他是“陸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驍將,急先鋒。陸平的日子當然更為難過。他是馬列主義大字報上點了名的人,是禍首罪魁,是欽犯。他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日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四十八小時。批斗的場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擁著站在短墻頭上,下面群眾高呼口號,高聲謾罵。主持批斗的人羅織罪名,信口開河。此時群情“激昂”,“義憤”填膺。對陸平的批斗一時成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觀。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來,必然來參觀一番。而且每個人都有權把陸平從屋子里揪出來批斗,好像舊日戲園子里點名角的戲一樣。

  我自己怎樣呢?我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還沒有人來“接”我,我還能住在家里,我還有行動自由。有人給我貼了大字報,這是應有之義,毫不足怪。幸而大字報也還不多。有一天,我到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去看大字報。有一張是給我貼的,內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當流行的散文:《春滿燕園》。在貼大字報的“小將”們心中,春天就象征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我當時實在是大惑不解: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無不歡迎的象征生命昭蘇的明媚的春天會單單是資本主義的象征呢?以后十幾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這對我仍然是一團迷霧。我的木腦袋不開竅,看來今生無望了。我上面說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臭文,深文周納,說了許多歪理。后來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等著作,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看來這一套手法是有來頭的,至少是經過什么人批準了的。后來流毒無窮,什么“利用小說反黨”等等一系列的“理論”依次出籠,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別人高。我也是虔誠信神的人。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資本主義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實意地歌頌祖國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張大字報,心里真是覺得憋氣,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這一哼連半秒鐘都沒有用上,孰料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談姚文元的文章一樣,被什么隱藏在我身后的人錄了下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是用心眼錄下來的)。到了后來,我一跳出來反對他們那一位“老佛爺”,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顆重型炮彈。
 
  反正我此時還是一個自由人,可以到處逍遙。這時的燕園比起###來,其熱鬧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時候,許多邊遠的省份,受到了千山萬水的阻隔,沒有能趕到北京來,朝拜北大這一塊“圣地”。現在都趕來了。燕園在平常日子看上去還是比較遼闊的。但是,在這“八方風雨會燕園”的日子里,卻顯得極其窄狹,極其渺小。山邊樹叢,角角落落,到處都擠滿了人。我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倉中一粒米了。 

    據我的觀察,這一階段,斗爭的矛頭是指向所謂“走資派”的。什么叫“走資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個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個頭頭,他必然就是“走資派”。于是走資派無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覺悟奇低,我在當時一直到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總是虔心敬神,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個單位必有一個走資派,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個大小頭頭都成了走資派,我們工作中的成績是怎樣來的呢?反正我這個道理沒有地方可講,沒有人可講。既然上頭認為是這樣,“革命小將”也認為是這樣,那就只有這樣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可憐我們虔誠地學習了十幾年唯物論和辯證法,到頭來成了泡影。唯物主義者應該講實事求是。當前的所作所為,是哪一門的實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將也決不可輕視。他們有用之不竭的創造力。北大的走資派在脖子上被掛上了大木牌,上面寫著這個走資派的名字。這個天才的發明就出自北大小將們之手。就像巴黎領導世界時裝的新潮流一樣,當時的北大確實是領導著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掛木牌這一個新生事物一經出現,立即傳遍了全國。而且在某一些地方還有了新的發展。掛木牌的鋼絲愈來愈細,木牌的面積則愈來愈大,分量愈來愈重。地心吸力把鋼絲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鮮血直流。在這方面北大落后了,流血的場面我還沒有看到過。但是“批斗”的場面我卻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則走資派站在講臺上,低頭掛牌。“革命”群眾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則走資派站在椅子上,墻頭上,石頭上,反正是高一點的地方,以便示眾,當然是要低頭掛牌。我沒有見到過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來還是有的。首先總是先念語錄,然后大喊一聲:“把某某走資派押上來!”于是走資派就被兩個或多個戴紅袖章的青年學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腦袋,押上了審判臺。此時群眾口號震天,還連呼“什么萬歲!”主要發言人走上前去發言進行批斗。發言歷數被批斗者的罪狀,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謠誣蔑,最后一定要上綱上到驚人的高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反正他說什么都是真理,說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眾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給“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還要問“犯人”承認不承認,稍一遲疑,立即拳打腳踢,必至“犯人”鼻青臉腫而后已。這種批斗起什么作用呢?我說不清。是想震懾“犯人”嗎?我說不清。

    參加或參觀批斗的人,有的認真嚴肅,滿臉正義。有的也嘻嘻哈哈。來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來取經朝圣的人們,有的也乘機發泄一下迫害狂,結果皆大歡喜,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果然來到了。這種“先進”的經驗被取走,轉瞬之間,流溢全國。至于后來流行的“坐噴氣式”,當時還沒有見到。這是誰的發明創造呢?沒有人研究過,好像至今也還沒有人站出來申請專利。 

    在北大東語系,此時的批斗對象,一個是我上面談到的總支書記。帽子是現成的:走資派。一個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現成的:反動學術權威,另外還加上了一頂:歷史反革命。給他們二人貼的大字報都很多,批斗也激烈而且野蠻。對總支書記的批斗我只見過一次,是在一個專門為貼大字報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貼的都是關于他的大字報,歷數“罪狀”,什么“牧羊書記”之類的人身攻擊。他站在棚前,低頭彎腰。我不記得他脖子上掛著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張白紙,上面寫著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筆畫了一個叉。這是從司法部門學來的,也許是從舊小說中學來的。一個犯人被綁赴刑場砍頭時,背上就插著一個木牌,寫著犯人的名字,上面畫著紅叉。此時書記也享受了這種待遇。批斗當然是激烈的,口號也是響亮的。批斗儀式結束以后,給他背上貼上一張大字報,勒令“滾回家去!”大字報不許撕下來,否則就要罪上加罪。

  對那位教授的首次批斗是在外文樓上大會議室中。樓道里,從一層起直到二層,都貼滿了大字報。還有不少幅漫畫,畫著這位教授手執鋼刀,朱齒獠牙,點點鮮血從刀口上流了下來,想借此說明他殺人之多。一霎時,樓內血光閃閃,殺氣騰騰。這樣的氣氛對一個根本不準發言的老人進行所謂“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見了。結果是參加批斗的青年學生群情激昂,真話與假話并舉,吐沫與罵聲齊飛,空氣中溢滿了火藥味。一只字紙簍扣到了老教授頭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小將把整瓶藍墨水潑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衣服變成了斑駁陸離的美國軍服。老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勒令“滾蛋”走回家中去的。

  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發奇想,要在這一天大規模地“斗鬼”。地址選在學生宿舍二十九樓東側一個頗高的臺階上。這一天我沒有敢去參觀。因為我還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我這樣一座泥菩薩最好是少出頭露面,把尾巴夾緊一點。我坐在家中,聽到南邊人聲鼎沸,口號震天。后來聽人說,截至到那時被揪出來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揚人民之雄風,振革命之天聲。每一個“鬼”被押上高臺,喊上一陣口號,然后一腳把“鬼”踹下臺去。“鬼”們被摔得暈頭轉向,從地上泥土中爬起來,一瘸一拐,逃回家去。連六七十歲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無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們無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臺上,挨上一頓臭罵,臨了也是一腳踹下高臺,再用抬筐抬回家去。聽說那一夜,整個燕園里到處打人,到處罵人,稱別人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瘋狂肆虐,滅絕人性。

  從此以后,每年到了六月十八日,必然要“斗鬼”。我可萬萬沒有想到,兩年后的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與其盛,千載難遇。此是外話,這里暫且不表了。

  暫時的逍遙,當然頗為愜意。但是我心里并不踏實。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的頭上也是應該戴上帽子的。我在東語系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難道就能這樣蒙混過關嗎?    

    (以上為<牛棚雜憶> 之第三章)

   


<牛棚雜憶> 之第四章  對號入座  (暫略)

<牛棚雜憶> 之第五章  快活半年  (暫略)
   ......  ......  

<牛棚雜憶> 之第六章   自己跳出來

作者:季羨林


    好景從來不長。

  我快活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秋之交。  此時北大的革命小將,加上一些中將和老將,早已分了派。這是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三國演義》上說得好:“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現在是到了分的時候了。

  在分裂之前的一個短時期之內,北大曾有過一個大一統的局面。此時群眾革命組織只有一個,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頭子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爺”。此人據說是“三八式”,也算是一個老干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調到北大來以后,卻表現得并不怎么樣。已經是一個老太婆了,卻打扮得妖里妖氣。她先在經濟系擔任副系主任。后來又調到哲學系,擔任總支書記。她寅緣時會,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上簽了一個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風報信,這一個女人就飛黃騰達起來,一時成為全國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熱。但是,我同這個人有過來往,深知她是一點水平都沒有的,蠢而詐,冥頑而又自大。每次講話,多少總會出點漏子,鬧點笑話。在每次開會前,她的忠實信徒都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這樣一個人,一時竟成了燕園的霸主,集黨政大權于一身,為所欲為,驕橫恣縱。

  有壓迫就有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對于這樣一個女人,有的學生逐漸感到不能忍受。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風起云涌,出現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組織。大都自稱為某某戰斗隊,命名幾乎全取自毛澤東的詩詞,什么“縛蒼龍”戰斗隊,什么“九天攬月”戰斗隊,又是什么“躍上蔥籠”戰斗隊,詩詞中可以用來起名的詞句,幾乎都用光了,弄到新組成的戰斗隊沒法起名的地步。至于戰斗隊的人數,則極為參差不齊,大的幾十人、幾百人;小的十幾人,四五人;據說還有一個人組成的戰斗隊。成立手續異常簡單,只要貼出一張大字報,寫上幾句:“東風吹,戰鼓擂,看看究竟誰戰勝誰”,再喊上幾句“萬歲”,就算是成立了。不用登記,不用批準,決沒有人來挑剔法律程序。當時究竟成立了多少戰斗隊,誰也不清楚。即使起有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于九原,恐怕他也只能認輸了。

  這時學校里大字報的數目有增無減。原來有的墻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應用。于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來,專供貼大字報之用。大字報的內容,除了宣布某某戰斗隊成立之外,還有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只有四五張,五六張;有的則擴大到九、十張,甚至百張,大有越來越長之勢。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撿揭下來的大字報賣錢為生。據說有的學生則靠寫大字報練習書法。據我個人的觀察,大字報的書法水平確是越來越高,日新月異。這一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恐怕很多人會想不到吧。

  用大字報來亮相的戰斗隊,五花八門,五光十色。最初各占山頭,后來又逐漸合并。從由少變多,變為由多變少。終于匯成了兩大流派:一個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權的新北大公社,一個是匯集眾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岡山。可以說是一個在朝,一個在野,有如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兩派當然要互相斗爭,這斗爭也多半利用大字報表現出來。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怎樣斗爭,我不大清楚。據說他們是頗為講究“費厄潑賴”的。在中國,則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兒。只管目的,不擇手段;造謠誣蔑,人身攻擊;平平常常,司空見慣。因此就產生了一種新的“物質”,叫做“派性”。這種新東西,一經產生,便表現出來了無比強大的力量。誰要是中了它的毒,則朋友割席,夫妻反目。一個和好美滿的家庭,會因此搞得分崩離析。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么對抗外敵時都沒有這么大的勁頭,而在兩派之間會產生這樣巨大的對抗力量?有人貼出大字報:“老子鐵了心,誓死保聶孫!”這是何等地驚人的決心!如果在建設四化中有這個勁頭,我們中國早就成了亞洲第一條大龍,后來的四小龍瞠乎后矣。

  現在時過境遷,怎樣來評價這兩大派呢?在當時,在派性猖狂的時候,客觀評價根本上不可能的。現在我覺得可以了。兩派基本上都由年輕的教員和學生組成。由于種種原因,老頭參加的是不多的。兩派當然都有各自的政綱。但是,具體的內容我看誰也說不清楚。論路線,兩派執行的都是一條極左的路線,打、砸、搶、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難定高下。有時候,一個被誣蔑成有問題的教員或干部,兩派都抓去批斗。批斗的方式也一模一樣。兩派都有點患迫害狂的樣子,以打人為樂事。被打者頭破血流,打人者則嘻嘻哈哈。打人的武器頗具匠心。自行車鏈條,外面包上膠皮,打得再重,也不會把皮肉打破,不給人留下口實。那一位“老佛爺”經常打出江青的旗號,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嚇唬別人。對立面井岡山也不示弱,他們照樣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誰是江青的最忠實的信徒,更是誰也說不清楚了。但是,兩派之間有一個極大的區別: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岡山則始終處在被壓迫的地位。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兩派的政綱既然是半斤八兩,斗爭的焦點只能是爭奪領導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是兩派共同的信條。為了爭權,為了獨霸天下,就必須搞垮對方。兩派都努力拉攏教員和干部,特別是那一些在群眾中有影響的教員和干部,以壯大自己的聲勢。這時兩派都各自占領了一些地盤。當權派的新北大公社占有整個北大,“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井岡山只在學生宿舍區占領了幾座樓。每一座樓房都逐漸成為一個堡壘,守衛森嚴。兩派逐漸自己制造一些土武器。掌權的新北大公社財大氣粗,把昂貴鋼管鋸斷,把一頭磨尖,變成長矛。這種原始的武器雖“土”,但對付手無寸鐵的井岡山,還是綽有余裕。井岡山當然不肯示弱,也拼湊了一些武器。據說兩邊都有研究炸藥的人。在這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兩派交過幾次手,械斗過幾次。一名外邊來的中學生就無緣無故地慘死在新北大公社長矛之下。 

    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但中間也不缺少令人解頤的插曲。主斗者都是青年學生,他們還沒有完全脫離孩子氣。他們的一些舉動跡近兒戲。比如有一次,兩派正在大飯廳里召開大會進行辯論。唇槍舌劍,充滿了火藥氣味。兩派群眾高呼助威,氣氛十分緊張、嚴肅。正當辯論到緊急關頭,忽然從大飯廳支撐住屋頂的大木梁上,嘭地一聲,掉下來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么意思,我國人民,至少是北方人民,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爺”就有這樣一個綽號。事實真偽,我們不去追究。然而正在這樣一個十分嚴重的關鍵時刻,兩派群眾都瞪紅了眼睛,恨不能噴出火焰焚毀對方。然而從天上降下來這樣一個插曲來,群眾先是驚愕,立刻轉為哈哈大笑。這一場激烈無比的辯論還能繼續下去嗎?同樣成串的破鞋,還出現在井岡山占領的學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其用意完全相同。這些小小的插曲難道不能令人解頤嗎?

  我還在大飯廳參加了另一場兩派的大辯論。兩派的主要領導人坐在臺上,群眾坐在臺下。領導人的官銜也全都改變了,不叫什么長,什么主任,而叫(也許只有井岡山這樣叫)“勤務員”。真正讓人感到一股革命的氣氛,就好像法國大革命的那樣,領導人的頭銜也都平民化了。坐在臺上的井岡山領導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他是著名的流體力學專家,相對論專家,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在群眾中有相當高的威信,是黨中央明令要保護的少數幾個人中之一。他是怎樣參加群眾性的革命組織井岡山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從別人嘴中斷斷續續地聽說,他不滿那位“老佛爺”的所作所為,逐漸流露出偏袒井岡山的情緒。于是新北大公社就組織群眾,向他圍攻;有的找上門去,有的打電話謾罵、恫嚇。弄得這一位老先生心煩意亂。原來他并沒有參加井岡山的意思。但是,到了此時,實逼處此,他于是橫下了一條心,干脆下海。立即被井岡山群眾選為總勤務員之一。現在他也到大飯廳來,坐在臺上,參加這一場大辯論,成為坐在主席臺上年齡最大的人。這時大飯廳里擠得水泄不通,兩派群眾都有。辯論的題目很多,無非是自以為是,而對方為非。這讓我立即想到美國總統選舉的兩派候選人在電視上面對面辯論的情況。辯論精彩時,臺下的群眾鼓掌歡呼。一時大飯廳中劍拔弩張而又逸趣橫生,熱鬧非凡。

  當時整個學校的情況就是這樣鬧嚷嚷,亂哄哄(全國的情況也是這樣)。那一句“亂了敵人”的名言,在這里無論如何也對不上號。誰能知道誰是敵人呢?當時全北京,全國的群眾組織在分分合合了一陣以后,基本上形成了兩大派,在北京這叫做天派與地派。每一派都認為對方是敵人,唯我獨革,軍隊被派出來支“左”,也搞不清楚誰是“左”。結果有的地方連軍隊也分了派。這實際上是亂了自己。如果真有敵人的話,他們會站在旁邊,站在暗中,拍手稱快。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自己怎樣呢?

  我濫竽人民之中,深知這實在是來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決心,不參加任何一派,做一個逍遙派是我惟一可選擇的道路,這也是一條陽關大道。在全校亂糟糟的情況下,走這樣一條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動,簡直是亂世的桃花源。反正學校里已經“停課鬧革命”,我不用教書,不用寫文章,有興趣就看一看大字報,聽一聽辯論會,逍遙自在,無憂無慮,簡直像一個活神仙。想到快意處,不禁一個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但是,人世間決沒有世外桃源,燕園自不能例外。燕園天天發生的事情時時刻刻地刺激著我,我是一個有知覺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狀對我來說是辦不到的。我必須做出反應。我在北大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擔任過全校的工會主席,擔任過一些比較重要的社會職務,其中有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話說:“樹大招風”。我這棵樹雖然還不算大,但也達到了招風的高度。我這個人還有一些特點,說好聽的就是,心還沒有全死,還有一點正義感。說不好聽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種,很不識相。在這樣主客觀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個避風港,我能鉆得進去嗎?我命定了必須站在暴風雨中。

  不鉆避風港,我究竟應該怎樣做呢?我逐漸發現,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頭領有點不對頭。她的所作所為違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線。什么叫革命路線?我也并不全懂。學習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論,天天聽那一套東西。積之既久。我這冥頑的腦袋瓜似乎有點開了竅,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須走群眾路線。我覺得,對待群眾的態度如何,是判斷一個領導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斷他執行不執行上面的革命路線的重要標準。而偏偏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只是我認為—那個女人背離了正確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執掌大權的機構,那個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時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結果。“革命委員會好”,這個“最高指示”一經發出,全國風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個女人搖身一變成了北大“合法”政權的頭子,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這真是錦上添花,豈不猗歟休哉!然而這更增加了這一位不學有術、智商實際上是低能的“老佛爺”的氣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轎子上舒舒服服,發號施令,對于膽敢反對她的人則采取殘酷鎮壓的手段,停職停薪,給小鞋穿,是家常便飯。嚴重則任意宣布“打倒”,使對方立即成為敵人,可以格殺勿論。她也確實殺了幾個無辜的人,那一個校外來的慘死在新北大公社長矛下的中學生,我在上面已經談到。看了這一些情況,看了她對待群眾的態度,我心里憤憤難平。我認為她違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線。我有點坐不穩釣魚船了。    

    但是,我是深知這一位女首領的。她愚而多詐,心狠手辣。我不愿意冒同她為敵的風險。我只好暫時韜晦,依違兩派之間,作出一個中立的態度。

  在這期間,有幾個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駐華大使館去游行示威。大概是因為印尼方面燒了我們駐雅加達的大使館,為了報復,就去示威。這是一個深得人心的愛國行動。北大的兩大派哪一個也不想丟掉這個機會來顯示自己的力量,爭取更多的群眾。兩派都可以說是“傾巢”出動。在學校南門里的林蔭大道上,排上了幾十輛租來的大汽車,供游行示威者乘坐之用。兩派的群眾當然分乘自己的車。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車就成了問題。兩派認識我的幾個干將看到有機可乘,都到我跟前來獻殷勤,拉我上他們的車,井岡山的一位東語系的女干將,拉我特別積極。從內心里來說,我是愿意上他們的車的。但是,我還有顧慮,不愿意或者不敢貿然從事。新北大公社派來拉我的人也很積極。最后,經過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思想斗爭,我還是上了公社的車。一路上,人聲鼎沸,紅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館,喊了一陣口號,又浩浩蕩蕩地回到燕園來,皆大歡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軍一位高級將領家中去“鬧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個什么地方。我并沒有聽清楚,為什么單單到他家去“鬧”。反正當時任何一個戰斗隊,可能在某某后臺的支持下,都有權宣布打倒什么人,“揪”什么人。我連他住的確切地方都不知道。這一次因為路近,沒有乘坐大車,絕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為屬于“有車階級”,于是便騎車去了。由于兩派群眾混雜在一起,我沒有像到印尼使館去示威時那樣受窘。沒有人來拉我參加哪一派的游行。我成了騎車單干戶。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車隊中隨大流騎向前去。過了青龍橋,我看還有人騎車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從起來,跟著那些車騎向前去。一直到了萬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后了。知道不對頭,忙回轉車頭,又來到了青龍橋,卻聽群眾中有人大聲嚷嚷,說是已經“鬧過革命”了。我只好隨人流回到燕園。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將軍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我連大門都沒有看到。我想,當時很多人鬧革命就是這樣鬧法。

  還有一件事情比較重要,必須提一提。北大兩派為了拉攏干部,壯大聲勢,都組織了干部學習班。有一些在前一階段被打成走資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陣之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雖然靠邊站了,卻也不再批斗,這些人有的也成了兩派爭取的對象。我也是被爭取的對象之一。有不少東語系的教員動員我參加學習班。井岡山的人動員我參加他們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動員我參加自己的學習班。雖然我經過長期的觀察和考慮,決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岡山學習班去“亮相”,其中隱含著極大的危險性。新北大公社畢竟是大權在握,人多勢眾,兵強馬壯,而且又有那樣一個心胸狹隘,派性十足的領袖。我得罪了他們,后患不堪設想。遲疑了很久,為了個人的安全,我還是參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學習班。兩派學習班的宗旨,從表面上來看,看不出什么差別,都擁護偉大領袖,都竭盡全力向領袖夫人表忠心。對后一位的吹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兩派各自貼了不知道多少大字報,把她捧得像圣母一樣。我水平低,對于這一點完全贊同。雖然我也曾通過小道消息聽了不少對她十分不利的話;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我這個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話必須說出來,心里才痛快,我對于兩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這就給我招來了麻煩。兩派的信徒,特別是學生,采用了車輪戰術來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學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辦公室(我怎能還有什么辦公室呢?但是,在我記憶中,確實是在辦公室中會見了她們。我現在一時還想不清楚,以后或許能回憶起來)來,明白無誤地告訴我說:“你不能參加○派(井岡山)!”這還是比較客氣的。不客氣的就直接了當地對我提出警告:“當心你的腦袋!”有的也向我家打電話,勸說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語,也有大聲怒斥,花樣繁多,頻率很高。我發現,我現在的處境幾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樣。我有點不耐煩了。我曾說過,我是天生的犟種,有點牛脾氣。你越來逼我,我就越不買賬。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我決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險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中寫道:“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可見我當時心情之一斑。  我就這樣上了山(井岡山)。

  反公社派的學生高興了,立即選我為井岡山九縱(東語系)的勤務員。這在當時還是非常少見的。

  海下了,山上了。這個舉動有雙重性。好處是,它給我的內心帶來了寧靜,帶來了平衡,不必再為參加或不參加這樣的問題而大傷腦筋了。壞處是,它給我帶來了惡性發作的派性。派性我本來就有的。但過去必需加以隱蔽。現在既然一錘定音,再也用不著躲躲閃閃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學生貼大字報,發表演說,攻擊新北大公社,講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話,謾罵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沒有僥幸心理。我自恃即使自己過去對共產黨不了解,但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其他反動組織,我的歷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時,新北大公社那位女頭領肯定已視我如眼中釘。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況且她此時正如日中天,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趾高氣揚,炙手可熱。我季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她能善罷干休、饒過我嗎?而且此時形而上學猖獗,在對立面成員的言談中,文章中,抓住片言只語,加以曲解,誣陷羅織,無限上綱,就可以把對方打成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比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大腦中管語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個卡片柜里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錯。一旦拿錯,讓對方抓住小辮兒,“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女頭領就常常出現這個問題,她的徒子徒孫經常為此而為她捏一把汗。這樣的形而上學再加上派性,就能殺人而且綽有余裕。這一點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僥幸心理并不可靠。我懷著這種僥幸心理,在走鋼絲,隨時都能夠跌下來,跌入深淵。這一點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鋼絲。我心里像揣著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時,流言極多。一會兒說要揪我了;一會兒又說要抄我的家了。我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在我的日記里,我幾乎每一周都要寫上一句:“暴風雨在我頭上盤旋。”這暴風雨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壓了下來,把我壓垮、壓碎。這時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員恐怕都有我這種感覺,而我最老。炎炎的長夏,慘淡的金秋,我就是在這種惴惴不安中度過的。     


     (<牛棚雜憶> 之第六章 完 )

     ( 下一集:<牛棚雜憶> 之第七章 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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