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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錢學森——走入歷史的真實

華新民:文革中的錢學森


   錢學森先生以98歲高齡與世長辭,在中國乃至世界華人中有很大的反
響,引起了許多評論。正面的評論多涉及他在美國面對不公正對待堅持回歸
祖國以及回國后對中國航天事業做出的貢獻。負面的評論則多涉及他五十年
代大躍進期間在報刊上就糧食產量發表的言論和八、九十年代對開展“人體
科學研究”的倡導。在這些熱鬧的評論中,少有涉及錢學森在六、七十年代
的言論行止。究其原因,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時期正是“兩彈一星”會戰最
關鍵的時期,錢學森以全部心力領導導彈和衛星的研制計劃,保密的需要,
使他同社會幾乎處于隔離狀態。可以推想,這也是錢學森工作壓力最大、任
務最為繁忙的時期,少有余暇參與社會上發生的事件。 

  現在這位中國近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已經走進歷史,在對他的熱烈頌揚
和其他“熱議”行將冷卻之際,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所行所思,應當成為史
家分析探討的課題。尤其是,這段時間大致上同文化大革命的醞釀、發動、
高潮和終結相重合,錢學森在這個時期有什么樣的經歷?他的生活工作環境
有什么樣的變動?他同中國當局有什么樣的互動?他的內心經歷了怎樣的波
瀾?等等,都是今天和未來的人們感興趣的話題。站在歷史的高度回答這些
問題,除了幫助人們了解這位科學家以外,也有助于人們認識那個時代,以
及有助于弄清類似以下這樣的大問題:在文革大動亂時期,“國民經濟走到
了崩潰的邊緣”,為什么卻能夠取得“兩彈一星”計劃的成功? 

    筆者在1962年秋天考入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力學系,班里的同學幾乎都是
投奔系主任錢學森這個偶像而來的。當時那種向往成為他的入室弟子的心情,
大概同今天的趙本山“粉絲”考入“本山藝術學院”時的心情相似。雖然我
們已經是第五屆學生,錢先生的關注重點放在最初兩屆的學生身上,沒有給
我們親自授課,不過大家平時對他的一切都深感好奇和關心,比如同學間在
宿舍里有時會爭論這樣的問題:“錢先生在美國生活二十年,他晚上做夢用
的是中文還是英文?”因此,我們的耳聞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點。筆者
愿意不揣淺陋,將本人關于錢學森的個人見聞和所搜集到的資料呈現于讀者,
以期拋磚引玉,就教于知情者和方家,共同為他留下一份經得起后人審視的
信史。 


  ◇ 隔離 

  關于錢學森在這段時間里的經歷,他秘書涂元季先生在錢學森逝世后
播放的鳳凰衛視訪談節目中只是籠統地提到,他說:“他是非常非常地
謹慎處事,所以這幾十年走過來,他不僅沒有倒,而且還成了優秀的共
產黨員,那也不容易啊。至于說他內心有多少,我們不要去問。而他不
倒,這對我們國家的航天事業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文化大革
命開始說軍隊不準搞四大,后來軍隊也亂了,甚至連聶老帥這二月逆流
都牽扯進去了,也不能工作了,國防科委也亂了。……所以他沒有倒,
當然中央很保護他,他自己也很注意處理各方面的關系,甚至注意自己
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談話,值得從中體會他的“微言大義”。首先他
用了兩個相連的“非常”來描述錢學森的謹慎處事方式。然后感嘆道,
他幾十年來不僅沒有倒,還成了優秀的共產黨員,那也不容易啊。言外
之意,科學家歷經文革而不倒,是一個小概率事件。確實,錢學森是科
學家中的異數——經歷過這個時期的科學家,十之八九不僅“倒了”,
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數。怎么過來的呢?他列了兩個原因:“中央很保
護他”,“他自己……跟中央保持一致”。這大致上是準確的概括。至
于他內心如何想的,“我們不要去問”——因為實事求是地回答,難免
會有損錢先生的“優秀共產黨員”形象,為了奉行“假話全不說,真話
不全說”的“季羨林原則”,最好是“不要去問”。然而,要成為留傳
后人的信史,就必須經得起追問,所以“不要去問”不是一種負責任的
態度,或者用從前人們常說的話:不是“共產黨員光明磊落的態度”或
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的態度”。 

當然,追尋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尤其是錢學森這樣受到保護性隔離的人
的內心世界,對于家庭以外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據涂元
季在“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錢學森”一文中說,早在1958年,錢學
森向黨交心所寫的檢討和其它材料“都定為‘絕密’級,不準向外擴
散。”看來,從這個時候開始,黨的高層領導就啟動了一項秘密計劃,
那就是要把這位在美帝國主義那里受過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學家
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又紅又專”的樣板,向國人和世
界昭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馬列主義改造自然、改造人的威力。這項計
劃的一半已經由美國完成了:它給中國送來了一個現成的世界一流的火
箭專家。中國要做的是實現計劃的另一半,它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控制有
關錢學森的一切信息,只讓人們知道他紅色的一面。另一個措施,就是
減少他同普通民眾的接觸。涂元季在同一篇文章中說:“1958年的
‘大躍進’運動中,毛主席號召‘除四害’,力學所組織全所人員到北
京郊區農村去吆麻雀。錢學森覺得這是接觸農民群眾,改造自己的好機
會,便一起參加了。這件事很快被中央領導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評力學
所黨的負責人,說不能這么簡單化地理解知識分子要接觸工農群眾的口
號,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黨有更重要的事請他辦,以后這樣的活動
再不要讓他參加了。”

可見,同工農群眾接觸,這是對一般知識分子說的,對于錢學森這樣的
特殊培養對象是不需要的。這種全方位的封鎖給我們了解錢學森的思想
帶來了額外的困難。本文希望對他工作和生活環境以及外界偶然看到的
一些表現作一些初步研究和分析,期望和讀者一起從中了解這位科學家
的內心深處的思慮。

◇ 重任 

    考察錢學森在這段時間的經歷,1960年或許是比較合適的起始點。
這一年8月,錢學森送別了突然撤走的蘇聯專家。 

這對錢學森來說應當是一件大事。我們從他在各種場合的言論來看,他
雖然對于回國前最后幾年中美國政府的迫害深惡痛絕,但是他對于自己
求學的母校以及在美國受到的訓練,始終是充滿感情和驕傲的,因而,
他對于蘇聯的科技和教育體系以及蘇聯專家的做法,大概不會太欣賞。

  不過,當時"反蘇"是一條嚴重的罪名,同蘇聯專家有異議是當時許多
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一條重要罪狀,錢學森不能不看到“政治正
確”的立場在那里。何況,蘇聯的人造衛星先于美國上天,蘇聯的航天
技術比他引以為傲的美國確是領先一步。因此蘇聯專家的撤走,對他來
說,一方面是得到了“解放”,不必事事以蘇聯專家馬首是瞻了。另一
方面,從此中國的衛星和導彈計劃就全部要靠中國人自己了,毛澤東、
周恩來和聶榮臻把這副重擔放到了錢學森的身上。 

     蘇聯專家走后三個月,1960年11月5日,中國在酒泉基地成功發
射了第一枚自制的仿蘇R-2型短程導彈,后來又叫東風-1號。然而,
1962年3月,真正中國自己研制的東風-2號中程導彈的第一次試
射沒有成功,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研究和改進,在1964年6月方才將
它送上了天空,其射程有一千多公里,剛好能打到日本。1965年1
1月,中國發射了第一枚慣性導航的導彈東風-2A,并在第二年10
月27日載上輕型的核裝置從甘肅的雙城子基地打到900公里以外
新疆的試驗基地,完成了所謂“兩彈結合”試驗。為此,錢學森被第二
天的美國《紐約時報》列在頭版的“新聞人物”欄里。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想象錢學森在 1962年春到 1964年夏天這兩
年多時間里,承受著東風-2號試驗失敗帶來的何等巨大的壓力。筆者
親身經歷的一個小插曲或許可以折射出錢學森當時的心情:1962年
秋天,作為新生,我和同學們都迫切希望能夠得到錢學森的接見,畢竟,
他是我們的系主任,而其他系的主任如華羅庚等已經同新生們開過座談
會了,我們卻一直沒有這樣親聆教誨的機會。錢學森當時每周兩次到科
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給化學物理系的高年級學生講授“物理力學”,
我們力學系全體新生相約在某一天趁他課程結束坐進汽車離去前給他
遞交了請求接見的“陳請書”,結果還是沒有得到回音。現在回想起來,
當時他正受命調查東風-2號導彈發射失敗的原因并主持設計的改進。
多年后他說,他在美國做過一些導彈和衛星方面的工作,但是沒有參與
過發射方面的工作,自己是否能完成黨和政府交給他的這項任務,心里
沒有底。這個時期他的精力專注于導彈試驗上面,他甚至用“殺出一條
血路”來鼓勵自己和部下,哪里有心情顧得上同新生會見一類的瑣碎事
情?更何況,黨中央關于錢學森接觸群眾的范圍和方式,都是有嚴格規
定的。 

    1964年東風-2號的發射成功終于讓他和同事們松了一口氣,毛澤
東、周恩來和聶榮臻的指望沒有落空。讓毛澤東高興的還有,1964
年10月一個月里發生了兩件大事:中國第一次核爆炸試驗成功以及他
在國際共運內的死敵赫魯曉夫被同僚們趕下了臺。于是,在那一年12
月26日,毛澤東難得地為自己舉行了一次生日宴會,毛澤東把錢學森、
陳永貴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錢學森被“御賜”坐在緊挨毛澤東的位置
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
《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張毛澤東、錢學森和陳永貴三人合影的照片,
當時正在宣傳毛澤東1963年提出的開展“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
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指示,同學們雖然不知道毛澤東生日宴會的背
景,不過都一致認為照片上的三個人就是三大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毛
澤東——階級斗爭;陳永貴——生產斗爭;錢學森——科學實驗。錢學
森成了中國科學實驗革命運動的代表,大家都為此而高興,雖然這時錢
學森已經不再在校園里露面,對年級較低的學生來說,他的系主任純粹
是掛名而已。 

不僅是科大的校園,這時連中關村也不大容易見著錢學森了。錢家19
55年回國時住在中關村為高級科學家建造的住房里,大概就在黨中央
批評力學所領導讓錢學森下鄉之后不久,他們就搬到了阜成路的軍隊大
院里去了。錢學森是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長,保密當然是搬家的一個
理由,但顯然還有保密以外的原因。其他在兩彈一星研制中同樣起重要
作用的科學家,如地位相近的錢三強、王淦昌和郭永懷等人都從事同樣
需要保密的工作,卻并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待遇。2008年筆者去北京
時看望了原來在科大的英語老師、郭永懷夫人李佩教授,她仍然住在五
十年代回到中國時分配給他們的房子里,她告訴我,錢三強的遺孀何澤
慧院士也一樣住在附近老房子里。同四周有氣派的“海歸樓”比起來,
如今這些老房子顯得灰暗甚至破舊,當年卻是中關村最好的房子。那是
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錢學森住在中關村的時候,每逢節假日,
常同以前在美國時的老朋友聚會。接觸的人太多,就會發生一些不能控
制的事情。例如1957年,清華大學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
子”的罪名被捕入獄。錢學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交通大學和加州理工
學院年代都是校友,回國剛兩年的錢學森還沒有改掉美國的作派,竟然
每月接濟他的家屬,這種立場不穩的事難免流傳到社會上,對于把錢學
森造就為“紅色專家”的計劃是很不利的。錢家搬進軍隊大院以后,去
拜訪他要填寫會客單,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來,就不容易見到他
了。這就將他同那些復雜的社會關系隔離開了。 

◇ 自保 

黨中央和錢學森本人大概都沒有料到,遠離科學院和科技大學,住進與
世隔絕的軍隊大院還有一大好處——在文革來臨的時候保護了他。19
66年8、9月間,軍隊大院的高墻替他擋住了紅衛兵破四舊、抄家風
潮的第一道沖擊波。當時在中國科技大學的校園里,跟學生打成一片的
華羅庚等著名學者都少不了有人貼大字報,只有近代力學系沒有人貼過
錢學森的大字報——他已經有幾年不管系里的事了。科大和其他學校的
紅衛兵到中關村的高級科學家家里去抄家,據說收獲甚豐,抄出了他們
保留的有著胡適、朱家驊、傅斯年這些反動派名字的書信和文件。錢學
森得以幸免,因為他已經搬離了中關村多年。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親住在高墻之外,當時在中央文史館任職,是錢學
森回國后由國務院任命的,文革一開始就被停發了工資,直到1969
年逝世,這三年中一直沒有收入。這在經濟上對錢學森當然不是問題
——他的工資是科研人員中的“特一級”。不過在政治上無疑讓錢學森
感到了相當的寒意。他父親當年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兒子的地
位,現在等于是被趕出了政府機關,是否也意味著“橫掃一切牛鬼蛇
神”的掃帚也會掃進他的家里?涂元季先生的那句欲言又止的半截話
“他內心有多少,我們不要去問。”說穿了,沒說出來的那半截就是“憂
慮和惶恐”這幾個字。 

這樣的心情表現在行動上,有一個或許已經被人忘卻的例子:文化革命
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教育革命,記不得是科學院還是科技大學的什么人找
到錢學森,讓他發表對教育革命的意見,刊登在學校群眾組織出版的小
報上。錢的講話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張大學都不要辦了,學生應
該參加到科研課題組中,在完成科研任務的過程中接受教育,跟著老的
科學家和工人師傅邊干邊學,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課。 

他的這種意見同他一貫的強調學好基礎課程的主張是完全相反的。19
63年是我們近代力學系第一屆學生畢業,我們聽說因為這屆學生19
58年招生時有部分調干生(從工作崗位上抽調上學的工農干部),畢
業時學習成績不能讓他滿意,所以其他系的學生都畢業了,唯獨力學系
的學生全部被留在學校里多上了半年課,專門補習基礎課和外語。如今
這種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很難說是出自他的真心,只能理解是錢先生
的一種自保的姿態——當時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個重要內容,是
說教師把學生當敵人,用考試和成績來為難學生,把他們引上“白專”
道路,有些工農出身的學生,將此上綱到迫害工農子弟的高度。58級
學生延遲畢業是錢學森一手決定的事,他必須主動自我否定來表示懺
悔,以減輕群眾運動的沖擊。這種做法在當時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并
不罕見,最為著名的是郭沫若院長發表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
日報》上的一番講話,當時,他預感到文化革命這場風暴的猛烈,因此
搶先向當局和群眾表明:“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
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當然,郭沫若的書沒有按他自己的意見燒掉,大學也沒有按錢學森的意
見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央文革碰
頭會成員時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
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
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
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半個月后,毛澤東接
見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時又說:“我說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但
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
要革命。” 

當時我們都認為這些“最高指示”是針對錢學森先前的講話而說的。可
見,毛澤東對于錢學森的話,也并不全都相信和贊同,他在大躍進失敗
后說是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糧食畝產萬斤的報道,多半是
給自己和別人找的下臺階的遁詞。 

◇ 奪權 

文革最初幾個月的動亂總算過去了,這期間錢學森沒有受到過什么大的
沖擊——除了他父親被停發工資以外。社會上沒有人貼他的大字報,原
來的國防部五院這時成了七機部,錢學森是七機部的副部長,作為當權
派,據說機關內部最初也有一些針對他的大字報,甚至有的大字報說他
在二戰末期去德國后回中國替納粹做宣傳,一看就知道是聳人聽聞的胡
說八道,沒有人相信。但是嚴重的事情還在后頭,七機部的群眾在19
66年9月分成了對立的“九一五”和“九一六”兩派,而且很快把斗
爭擴散到社會上去,由于七機部雄厚的物力和財力,到1966年底,
兩派都成為當時北京城里最有影響力的群眾組織。他們有時候一個晚上
可以出動成千上百的汽車把自己一派的標語和大字報蓋滿整個京城的
大街小巷。1967年1月,錢學森遇到了文革開始后頭一個重大事件
——七機部奪權事件。 

發起奪權的“九一六”組織的頭頭就是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光。美國的
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為了撰寫錢學森傳記《蠶絲》,在1993年到中國
采訪了葉正光,據葉正光說,受到毛澤東對于上海“一月風暴”的贊揚
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都紛紛效仿,他們也決定奪取七機部“走資
派”的權。他說,他們事先還請示過周恩來、聶榮臻和李富春,在得到
準許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10點多鐘把部長王秉璋、錢學
森和其他四個副部長召集到部長辦公室,通知他們七機部奪權了。“錢
學森聽了一下子變得面無血色,差點昏了過去。”葉正光趕緊過去扶住
他,讓他坐下,并告訴他不要擔心,他是受到保護的,不會撤他副部長
的職位——看來周恩來對此已經有所關照。然后,他讓各位部長們表態,
錢學森和另外兩位副部長都立即表示支持奪權,王秉璋和另外兩位副部
長則表示反對,而且王秉璋拒絕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于是用焊槍
割開保險柜取出了印章,王秉璋被罷了官,葉正光成了七機部的一把手
——“總勤務員”。 

在第二天召開的有數百人出席的會議上,錢學森恢復了平靜,他在發言
中贊揚了葉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說,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事后看來,這次“九一六奪權事件”對錢學森只是虛驚一場,他除了從
此要到普通職工食堂排隊打飯以外,仍然是七機部的主要領導。而且,
周恩來在幾個月后宣布奪權無效,權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 

◇ 死訊 

    真正讓錢學森感到震驚的是1968年以后接連不斷的死訊,其中最主
要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 

    1968年6月6日,七機部兩派發生大規模武斗,703所所長、冶
金和航空材料專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組織的人在“打死你這個反動
權威”的罵聲中用鋼管打死。 
    趙九章是氣象學和空間物理學家,科學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長。他于
1968年10月份在中關村的家中服安眠藥自殺。 
他們的死,不僅讓錢學森失去了在導彈和衛星計劃方面的兩位得力的同
事和友人,更給他傳遞了一個令他不寒而栗的信號:他們兩人有著同錢
學森類似的背景——都屬于今天被人們稱為“海歸”的一類人:姚桐斌
留學英國,1957年歸國,在國外工作期間已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趙九章留學德國,四十年代就回國了。論起愛國情懷和政治覺悟來,他
們都不比錢學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卻難逃厄運。尤其是趙九章,是科學
院的代號為“651”的衛星設計院院長,中國人造衛星事業最早的倡
導人之一。他資歷和地位都和錢學森差不多,他領導的機構屬科學院,
不屬于軍隊系列,少了一層保護。而且他還有一個要命的社會關系——
他的姨夫是國民政府時期的考試院長戴季陶。戴的名言“舉起你的左手
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被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
階級的分析》所引用,從而使得戴季陶成為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國民
黨右派”。這使得趙九章早在文革初期就靠邊站了。在忍受了掛牌、游
街、批斗和體罰等種種侮辱之后,終于選擇了自殺。錢學森明白,自己
也同趙九章和科學院的許多高級科學家一樣,有著復雜的“社會關
系”。拿他的岳父蔣百里來說,是國民黨“反動軍隊”的一級上將,幸
虧他已經去世多年,而且毛選里也沒有他的名字。不過那時紅衛兵有本
事到舊時代的報刊中去挖掘出共產黨高級干部當年自首出獄的“悔過
書”,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去挖掘出點他岳父“擔任反動軍閥和蔣介石的
黑高參”這樣一類的罪證來?何況,他妻子蔣英的工作單位是中央音樂
學院,那里的紅衛兵和學生造反派隊伍是很有戰斗力的,有著把校長馬
思聰逼得逃亡海外的業績。幸運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使得周恩
來感到保護科學家的緊迫性,他開列了一份《重要科學家保護名單》,
要求保證名單上的每個人的生命安全。 

不過,“周恩來名單”或許能夠保住錢學森本人的平安,卻不能保護他
熟悉的同事和朋友——如果他們不是從事國防科研的骨干的話。錢學森
最親密的戰友郭永懷,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職,被授予烈士稱號。
但是郭永懷的夫人李佩在中國科技大學教英語,1970年隨科大遷到
安徽,“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因為留美的經歷,照樣被工宣隊和軍
宣隊列為“美國特務嫌疑”受到隔離審查,致使她在絕望中服安眠藥自
殺,經搶救才活了下來。錢學森在美國時的學生羅時均先于錢學森歸國,
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教書,他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說成是美國間諜,妻
子在她的單位里被逼自殺,他自己也被隔離審查將近一年,審查期間受
到日夜連續審訊,他一睡覺就被審查人員打醒,致使他一度產生幻覺。
他們的孩子也長期無人照顧。 

“海歸”人員被打成“間諜”或“特務”,是1968年開始的“清理
階級隊伍”中的普遍現象。當時的形勢可以用這樣一幅對聯來概括:
“留學歸國是特務,被捕出獄皆叛徒——基本如此”。絕大多數的留過
學的高級科研人員都有一番不堪回首的遭遇。錢學森在聽到趙九章的噩
耗時一定也聽到了:近代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饒毓
泰教授就在同一個月里在家中自縊身亡。也是在這個月里,也是從美國
來的力學家、北大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在學校附近的樹上上吊自
殺。12月,火箭燃料的研究基地大連化學物理所的化學家蕭光琰不堪
刑訊逼供,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兒也用同樣的
方法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錢學森有一個朋友羅沛霖,他們的友誼從交通大學讀書的年代就開始。
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的時候,羅沛霖又在那里當研究生,他幾乎
每個周末都是在錢家度過的。錢學森回國以后住在中關村的日子,羅沛
霖又成了他們家的常客。可是1968年中,他也受到了隔離審查,原
因是他的妻子楊敏如是翻譯家楊憲益的妹妹,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戴
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時因“英國間諜”案被捕入獄。楊敏如
1994年對《楊憲益傳》作者雷音回憶說:“他們一被捕,我們兩人
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羅沛霖)就回不來了。我很快地也隔離了。
家都完了。我母親立刻就掃街了。作為特嫌寫交代。你知道我多難寫嗎?
就是他們進監獄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來往都得寫。一段一段地寫。
今天什么時候見到乃迭的?你們都說了什么話?你為什么送她一個被
子?他們難道沒有棉被嗎?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東西?把棉被都撕了,
查里頭有什么東西。那簡直就像特務來了一樣!” 
   羅沛霖只因為妻子嫂子是英國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錢學森妻
子的母親是日本人,兩人的親屬中有許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蔣英的姐妹
和他自己的堂兄弟。他能不受追究和牽連,完全是由于“中央很保護
他”。他心里當然明白,中央哪天不保護他了,或者一時顧不過來,忘
了保護他了——當時周恩來忙于應付全國各地的武斗和混亂,被中央文
革和它的追隨者弄得焦頭爛額,完全有可能顧不上他——他就會落到他
認識的那些“海歸”們一樣的命運。而如果真的落到那樣的地步,死神
也就離他不遠了。錢學森后來說:“文革中,如果沒有周總理保護,恐
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這話不單是反映了錢學森對周恩來的感
激之情,在筆者看來,也反映了他對于中國政治現狀的悲哀:一個對國
家有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他的生命安全不是由國家的法制來保護,卻需
要某個領導人來保護,普通中國人的安全就更不用說了。筆者還認為,
這話也反映了年近60歲的錢學森的自知之明,他對于自己在逆境中的
承受能力有清醒認識——假如讓他自己處在趙九章、董鐵寶和蕭光琰這
些人的地位,他一定會追隨他們而去的,也許他有過這樣的思想準備。 
這樣的猜想,是有一定的根據的。回想1950年9月7日,錢學森被
美國移民局關進了拘留處,他后來回憶說:“我被關了十五天,不準同
任何人說話。到了晚上,看守每隔十五分鐘開一次燈不讓我安睡。這使
我瘦了三十磅。”保釋回家后,他很長一段時間情緒不穩定。可見,從
加州理工學院的講座教授淪為“非法入境”的囚犯,這樣突然的境遇逆
轉對于錢學森的身心打擊是何等沉重。應當說,移民局對他還有所“優
待”,沒有把他同其他因偷越國境被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關在一起,而
是把他單獨安排在一間有書桌和盥洗間的房間里。雖然不能同家人說
話,但是每天都可以隔著窗戶同家人見面和招手致意,互報平安。而且
他知道,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和同事們正在設法營救他。比較起來,在
文革中,假如他錢學森失去了中央的保護,從七機部副部長的地位淪為
“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加“特嫌”,像趙九章、羅時鈞、羅沛
霖等人一樣受到“隔離審查”,同家人完全斷絕聯系,所有的人都同他
“劃清界限”,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是盡頭,這樣的一落千丈的境遇對他
這樣心高氣傲的人能夠忍受得了嗎?更不用說揪斗、游街等人身侮辱和
專案組普遍使用的體罰和刑訊逼供了。
    而這種可能性,在1968、1969年那段“清理階級隊伍”的時間里,
時刻都會變成現實。所以他說“沒有周總理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
在人世了。”這樣的話一點都不是夸大之詞。 


◇ 難關 

   幸虧有了中央的保護,錢學森不僅沒有受到審查,反而在1969年4
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看來中央要把他培養成
“紅色專家”樣板的計劃沒有因為文革而中斷。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錢學森作為新當選的
中央候補委員上了廬山,九屆一中全會是緊接著九大閉幕后開的,只是
舉手選舉政治局這一類例行公事。所以這次廬山會議大概是他第一次以
這樣的純粹黨的官員身份出席的會議。在廬山上俯瞰全國,錢學森是什
么樣的心情呢?當時,他早年認識的許多“海歸”科學家們,如果沒有
“自絕于黨和人民”,也正在經受著“特嫌”審查的煎熬,歸國后認識
的許多官員和將軍也靠邊站或者成了“走資派”,而自己得以身免,錢
學森此時的心情大概是比前一段時間要輕松一點。沒有想到的是,他開
幕第二天在華北組的分組討論會上的一席發言,使自己陷進了一個險惡
的漩渦——他這位研究流體漩渦的國際權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渦。 

參加華北組討論的除華北地區和北京軍區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外,還
有中央軍委和軍兵種的部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總計30多人。同華
北無關的錢學森剛出任國防科委副主任,是作為來自軍隊的候補委員,
不知什么原因被安排在華北組。討論的內容是林彪在前一天開幕式上的
講話。討論的發言被寫進了“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這份簡
報字數不過一千左右,報道華北組在8月24日討論會上的發言情況,
發言內容在局外人看來全是些順著林彪前一天的講話稱頌毛澤東是
“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一類當時流行的諛辭。誰也沒有料到,這份簡報
被毛澤東在第二天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為“反革命簡報”加以
嚴厲批判。 

   尤其讓錢學森惶恐的是,這份材料在十二個發言人中只點名引用了三
個人的發言,而他就是其中一個。他的發言內容是:“錢學森同志首先
建議在憲法上,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
席,接著汪東興同志進一步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
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從字面上看,這樣的發言在當時是百分之百
的“政治正確”。本來,中共九大上已經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
進了黨章,錢學森的建議無非是把林彪的地位從黨章延伸到國家憲法而
已。當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在黨章或國家大法中規定具體的個人擔
任某個職務,都是開歷史倒車、復辟封建帝制的做法,錢學森在二十世
紀七十年代提出這樣的主張,自然難辭其咎。不過,如果僅止于此,毛
澤東大概也不會如此震怒,這份充滿套話、假話和空話的簡報也不會名
垂史冊。 

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在錢學森和其他發言人的言辭背后隱藏的深意。
要領會這一層深意,必須了解廬山會議幕后的黨內斗爭。在這方面,已
經有許多當事人的回憶和國內外學者的分析。簡單來說就是,林彪在前
一天的講話中提到,中央有人不認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
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樣的論斷。他這話里矛頭所指是張
春橋,因為吳法憲向他匯報張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講的一些話有諷刺
林彪上述論斷的嫌疑。林彪的講話加上陳伯達和汪東興在華北組的鼓
動,讓與會人員“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
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紛紛表示“(這種人)應該揪出來示眾,應
該開除黨籍,應該斗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
之。”——大家心照不宣,知道這個人就是張春橋。不僅是華北祖的成
員,在其他各組討論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在知道張春橋被揪住了小辮
子時,絕大多數表現出了這種“全黨共誅”的熱情。 

這才是毛澤東感到震驚和惱怒的原因,他知道,這些中央委員和候補委
員在林彪帶領下,把矛頭對準張春橋,實際上是發泄對江青和張春橋及
他們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如此洶涌的群情,連錢學森這樣文雅、
有頭腦的人也跟著大家起哄,讓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員會里不
得人心的程度,也讓他看到了林彪及其勢力在九大后的膨脹。保衛他親
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在9月1日
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組召集人開會,明確指出,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
上發言犯了錯誤的人,是上了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都要作檢查。 

應該說,毛澤東沒有看錯,廬山會議上“起哄”的人們——包括跟林彪
沒有多大關系的陳毅、許世友以及錢學森——確實十分樂于看到張春橋
倒臺,以便早日結束那種政治迫害隨時會落到自己頭上的提心吊膽的日
子。如果不是礙于江青的身份,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
斷頭臺,就像他們在毛澤東死后所做的那樣。從這一角度看,錢學森的
發言,雖然只是他個人情緒的流露,實際上是代表了全國的遭受審查和
迫害的知識分子和各級干部共有的一種對文革厭惡的心情,不過是用一
些聽起來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詞表達出來而已。因此,偉大領袖又一次沒
有聽信“大科學家”的意見,不僅沒有聽信,而且當頭一棒,將這種意
見定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澤東又將“設國家
主席”定性為林彪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綱領之一。從歷史上來看,這份簡
報實際上是毛澤東和林彪公開攤牌決裂的導火線。錢學森的不幸就在于
他在自己毫無察覺的情況下被分配在錯誤的討論組,在錯誤的時間、錯
誤的場合,做了一次錯誤的發言。 
不諳中國政治的張純如在她的《蠶絲》一書里沒有提到“廬山會議”,
不過書里引用七機部某工程師的話說:“(當時)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
麻煩。他不得不作檢查,承認在1970年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七機部里流傳著錢學森給中央寫了檢討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說,盡管
他幾次都是毛澤東的座上客,這一次毛澤東沒有對他格外開恩,他必須
做出檢查才能過關。在“廬山會議”后的一兩年時間里,一連串的事件
對錢學森來說都不是好消息:對陳伯達的批判調子越來越高,華北組的召
集人李雪峰和鄭維山為了那份“六號簡報”,被扣上“緊跟反黨分子陳
伯達,反對黨的九大路線”的罪名。文革開始以來軍隊干部一直享受著
地方干部沒有的優越地位,而現在翻了過來。毛澤東抓住軍隊在政治局
里的幾位重要人物黃、吳、葉、李、邱不放,逼他們在“批陳整風”中
一次次檢討,而且不讓過關。最終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
日出逃和喪命的事件。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打成了林彪反黨集
團的成員。錢學森多年的同僚王秉璋因為“上了林彪的賊船”被關押了
起來,傳說是為林彪外逃提供外匯。錢學森的問題當然沒有這么嚴重,
人們還是免不了要問:你錢學森一年前主張“設國家主席”,提出把林
彪擔任國家副主席寫進憲法里去,是不是同林彪也有脫不了的干系呢? 
在這樣的險境中,錢學森是如何做檢查和過關的呢?他和他的家人在那
段時間里是如何自處的呢?我們現在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因為錢學森所
寫的檢討都是不準擴散的“絕密”材料。他為華北組討論會上的錯誤發
言所作的檢查如果還沒有銷毀的話,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共中央的絕密檔
案館里。不過人們可以從下列小事觀察到一些蛛絲馬跡:在《蠶絲》一
書中,張純如采訪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親是錢學森的老
部下,因為歷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關進了牛棚,而
且,她的母親看來也是一位“海歸”,所以還被當作美國間諜嫌疑受到
審查。這位女士本人是下鄉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錢學森家拜
訪。當她還小的時候,蔣英見到她總是笑瞇瞇的。但是這次見面卻發現
錢氏夫婦對她的態度完全變了,竟然批評起她的家庭。錢學森冷冷地告
訴她說,她母親的態度不好,交待問題像擠牙膏一樣,還教訓她應該回
到農村去。受到這樣的冷遇,從此這位女士再也沒有同錢家來往過。她
也許錯怪了錢家,實際的情況可能是,錢學森在這段時間里承受著巨大
的心理壓力,正在為自己的檢討頭痛,對所有的來客都沒有好心情來笑
臉相迎——在這種時候,他要試圖同一切可能受到懷疑的關系劃清界
限。 

   用他的秘書的話來說,他在本來已經“非常謹慎”的處事方式之上再加
了一個“非常”。在這段時間,有一個外國人曾有機會接觸錢學森,他
就是錢從前的學生查里克(Joseph Charyk)。他也提供了
一個難得的鏡頭,使我們對錢學森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后幾個月里的舉止
心情有所了解。查里克在1972年初作為美國政府官員到中國為尼克
松訪華建立衛星通訊設備,他到中國后向中方提出要見錢學森,不久錢
學森就在幾個人陪同下在一家豪華的飯店里接見了他。張純如的《蠶
絲》一書記載了查里克對此事的回憶:錢學森首先告訴查里克,他要用
中文說幾句正式歡迎他的話。然后他就開始批判當時失勢的官員——當
時林彪出逃事件剛剛在普通群眾中傳達,這些失勢的官員顯然是指林彪
及其黨羽——翻譯逐字逐句把他的話翻譯給客人聽。講話完畢,錢學森
說:“現在我們可以坐下來吃飯了。”其余的時間他都用英語交談。查
里克后來說,他肯定最初的那一段講話是上邊要求他講的。飯后他同錢
學森在飯店的院子里散步,查里克告訴錢,聽說老師曾經身體欠安,錢
學森回答時話中有話,說身心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現在中國的事情發
生了變化,他的病也好了。這段回憶顯示,即使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情況
下,錢學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煩,只是暗示自己有“心病”。
  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難過的一個時期。

   
◇ 批鄧 

    能夠使他稍感寬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議和領導的幾項對國家有
重大意義的國防和科研項目,在進入七十年代時開始收獲成果。錢學森
在1965年1月提出,由于東風系列導彈取得的進展,中國應該盡早
開始規劃全面的航天事業,因為長程導彈和洲際導彈的開發將使發射衛
星成為可能。當年4月,國防科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71年發射衛
星的計劃。這個計劃在8月得到了周恩來的批準并列入國家計劃。19
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如期發射成功,4月27日,
《華爾街日報》用了這樣的標題“北京的第一顆衛星是美國培養的科學
家計劃的”。接著,錢學森主持的海鷹號地對艦導彈在同一年試驗成功。
在后來的幾年里,在他提議和領導下,中國又把海鷹號導彈從雷達制導
換成紅外線制導。后來海鷹號導彈出口到中東,就是國際上說的“蠶式
導彈”。錢學森對中國導彈和衛星事業的貢獻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獲
得了特殊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幫他度過了當時的政治難關。 
但是,一旦離開他的專業本行,進入社會政治領域,錢學森就時常陷入
被人指責的境地——不是在1958年因為論證糧食產量而受到基層
群眾的指責,就是在1970年因為廬山會議的發言而受到最高領導的
指責。不是他的智商不高,而是中國的政治風云變幻莫測。 

1975年底,毛澤東發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年初剛
出任國防科委主任的張愛萍和當時的鐵道部長萬里、教育部長周榮鑫以
及科學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們稱為是追隨鄧小平搞右傾復辟的
“四大金剛”,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系統被宣布為右傾翻案風的重災
區。國防科委黨委和七機部黨組共同組成“聯席會議”,號召科技戰線
上的廣大職工“打一場批判張愛萍的人民戰爭”。作為國防科委副主任
和黨委的成員,錢學森大概是唯恐重復1970年廬山會議的錯誤,決
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維護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他在
這場運動中為了表明自己旗幟鮮明地同上司張愛萍劃清界限,貼了一張
大字報揭發張愛萍的“大國沙文主義”——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張
愛萍到發射場去時發生的事情,張愛萍曾指著地圖跟他說:“這里是蒙
古,從前都是中國的領土。”當時這張大字報在北京城里流傳甚廣,許
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議——自從林彪事件以后,人們對毛澤東已
經沒有了原來那種狂熱的崇拜,對文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厭倦。在“批
鄧”中一般人寫大字報都人云亦云,抄幾段報紙上的語言應付過去,他
老先生卻用文革初期那種無限上綱的紅衛兵手法,寫這種沒有水平的大
字報。這張大字報或許張愛萍并不在意,但是錢學森在批斗會上的發言
卻深深傷害了張愛萍,甚至損害了他的健康。張愛萍的兒子張勝在20
07年出版的《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一書中有這么一段話:
“其實,父親并不在意別人對他的批判,他經歷得太多了。他說:‘要
我聽就去聽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個大科學家的發言,使他
困惑和難受。這位科技界的泰斗說:‘張愛萍是個什么人?我看是個魔
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親心臟病突發,301
醫院立即上報軍委。”——誰都知道,這位“大科學家”、“科技界的
泰斗”指的就是錢學森。可以想象,錢學森在發言中一定還有張愛萍如
何“拉他下水”的揭發內容。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9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錢學
森的文章《終生不忘毛主席的親切教誨》,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
從外國的苦難中救了出來而且引導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繼續
批鄧”,說“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
死敵。” 

    錢學森的這些令人不解的表現,只能說明他一回國就被特殊措施保護起
來,同中國社會長期處于隔離狀態,對于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確的把
握。比較起來,同樣從事國防科研的錢三強、王淦昌等科學家就要清醒
得多,他們同老百姓之間的聯系從來沒有中斷過。 

◇ 寂寞 

    錢學森在批鄧中的表現堪稱毛主席的“優秀共產黨員”,可惜不是鄧小
平要求的“優秀共產黨員”。“四人幫”不久就垮臺了,鄧小平復出,
張愛萍回到國防科委重新掌權。城頭上的旗幟變換得如此迅速,錢學森
的那些批鄧、批張的言論文字人們還記憶猶新,這使他一度十分被動。
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錢學森“中國首席科學家”的地位、他在國
際上的聲望以及他對黨的忠誠程度,他應當是繼任科學院院長的第一人
選,但是沒有輪到他。科學界的人士都猜測這同他在批鄧運動中的積極
表現有關。應該說,錢先生不是一個熱衷于官場的人,恐怕也無意出任
這一類職位。他的種種引起人們非議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
并非為了官場中的升遷;能夠在在毛、劉、周、林、鄧斗爭的夾縫中得
到他們一致的保護,很大程度上也是憑借他自己的學識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從前的朋友、學生都在渡盡劫波后聲討
“四人幫”對他們的殘害、互相傾訴在“牛棚”里接受特嫌審查的苦
難,互相交流如何把鄉下的子女調回身邊的門徑,而他已經同他們沒有
共同的語言——他安然度過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沒有受到審
查,兩個孩子都進了軍隊。在他們面前,他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
平心而論,這不是他的過錯。就像那些非猶太血統的德國科學家,安全
地度過了納粹時期,沒有受迫害,不是他們的錯。但是,當他們在戰后
重逢那些幸存的猶太血統的老師、學生和同事時,從前那種友情是很難
恢復的了。 

    錢學森對此應該有親身的觀察。他想必記得,1945年隨老師馮·卡
門去戰敗的德國時遇到的情景——馮·卡門同他以前的導師普朗特見
面時,兩人心里想的完全是南轅北轍:馮·卡門想的是屠殺猶太人的集
中營,他說:“我一次也沒有笑過。”普朗特和他的同事們卻好像沒事
一樣,普朗特甚至問馮·卡門:“今后我們的研究經費是否是從美國
來?” 


    回顧錢學森在這一時期經歷,我們可以說,他在這樣一個動蕩的時期,得以
繼續從事專業工作,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學識和智慧,確實得益于 “中央很保護
他”這樣一條政策。需要質疑的是,這種保護,難道不是“中央”本應向全體國
民提供的?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保護”成了稀缺資源,只是選擇性地惠及極少
數人,它成就了中國的“兩彈一星”,固然值得慶賀,然而那未能得到保護的一
大片,他們受到的磨難、喪失的年華以至生命,難道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何況,錢
學森這樣的人雖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懼,以至說出些無法為之辯解的話來,
直讓敬重他學問的人們頓足嘆息。 


    2010年1月18日 
    刊載于網刊《記憶》第43期201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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