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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北大:與世隔絕的日子--夤夜敲門/死亡眷顧/喜慶...
與世隔絕的日子 (上篇)
——“走出北大”征文

作者:司馬言

    我們北大中文系1963級是在1968年10月畢業分配的。我向工宣隊提出去黑龍江,離北京越遠越好。其動因是北大對立兩派幾經廝殺,導致同一班的同學也互相整得你死我活,而我的家庭也面臨著解體,父親被下放,母親進了學習班,兄妹六人已經有三人分配到邊疆,這一切迫使我把遠赴邊疆當作一種解脫。我買了毛澤東誕辰12月26日赴哈爾濱的火車票,啟程前一天,與還在讀小學的弟弟妹妹吃了一頓面條。

    那時鄰居中自稱貧下中農出身的男女正在居民大院實行專政,盡管后來清理階級隊伍發現他們中間有一位扒女廁所、有一位盜割電線,還有一位跑前跑后給太君找花姑娘,而在1968年12月25日這一天他們還是響當當的造反派,人模狗樣地掌握著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他們中的一位通知我家,用他家的兩居室對換我家的三居室,因為“你家人快走光了,房子留著是個浪費”。

    在這個大院里,很多人已經不說人話,而一旦聽到有人說人話,我會油然而生敬意。鄰居一個被稱為“地主婆”的老婆婆和一位被醫院確診為精神病的老媽媽就是繼續說人話中的兩個,她們先后進門來給我送行,前者對我說:“看著你們家一個接一個地走,轉眼一家人走空了,怕得我心里砰砰的。”后者則詰問我:“老二你說這叫他媽的什么世道?”

                     夤夜敲門

    1968年12月25日我經歷的還不只這些。夤夜時分,忽聞神秘的敲門聲,“快開門,是我!”來人是我們班的張南昆(化名),據說他寫大字報跟陳伯達叫板,貼到王府井(注1),軍宣隊一進校“深挖”就把他楸出來冠以“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隔離審查,上廁所撒尿還有倆人一左一右保鏢。他被押著走回樓道,發現有同學偷覷,他忽然亮開嗓門高聲朗誦毛澤東詩詞:“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顯示自己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此刻不期而至,真把我嚇了一跳,我撩開窗簾瞅瞅外面有沒有人跟蹤,回頭小聲說:“你是越獄潛逃吧?”
   他說:“別開玩笑,我來送送你。”
   我說:“你拉我下水,找墊背的?”
   他說:“將來我的問題解決,我找你去,也上黑龍江。”
   我說:“同是黑龍江,咱倆可分不到一塊,我是3065部隊,你是勞改農場。”

    那夜這話帶有調侃,豈料不幸而言中。我報到的3065部隊,由京、津、滬、寧等市12所高校畢業生150余人組成軍農三連,在哈爾濱23軍軍部集訓,一天午飯前全體同學照例列隊沖著飯盆高聲背誦毛主席語錄,我在掃描飯菜之際,忽然瞥見一個戴著狗皮帽子的人拖著行李闖進飯堂,他不是別人正是張南昆,準是一夜火車沒座位站餓了,不去報到先奔飯堂。

    集訓一個月,然后開赴嫩江雙山農場接受再教育。這雙山農場趕巧就是一個廢棄的勞改農場,原本的勞改犯換到好的地方去勞改,扔下這個破敗的房舍給我們用來戰天斗地改觀換魂。全連四個排12個班,連長、指導員由部隊營級干部擔任,排長由部隊真排長擔任,副排長和班長、副班長由我們中間出身好、表現好的同學擔任。我在十一班,張南昆在十二班。

    我們四排三個班30多人同住一個土坯房,南北相對兩條大土炕,一條土炕一個半班。房頂多處露出縫隙,躺在屋里就能欣賞夜幕美景,無論星月交輝還是漫天飛雪都可以管窺一斑,伴隨著轟鳴的林濤或誘人的鳥鳴蟲叫,勾起許多遐想。

    因為是勞改農場,所以遠離人寰,方圓幾十里沒有人煙。甭擔心勞改犯潛逃,潛逃的結果不是凍死餓死就是被野狼吞噬,所以潛逃者無一例外地選擇原路返回,乖乖地向政府自首請罪。這里唯一一口水井深十余米,轆轤需由四五人同推搖,冬季嚴寒,桶中的水灑到井壁和井口,層層結冰,井壁越凍越窄,井口越凍越高,這時就得有人腰中拴上繩子由別人拽著,他掄鎬刨去冰層,腳下溜滑,十分危險。這里的馬和牛不用圈養,沒有馬廄和牛棚,牲口撒在荒草甸里任其游走,享受著遠古時代的自由。什么時候想起用牲口了,騎上一匹馬吆喝著把它們喚回。它們干活并不馴服,因為你不管吃不管住,它不欠你人情,沒有效勞的義務。

    有一次農場邊緣出現幾個迷路的少年,這是一年來我們第一次看到陌生人。消息像風一樣四散傳開,各班男女中斷毛主席著作講用會,呼啦啦跑出去圍觀,就像看到外星人一般,把大家高興得手舞足蹈。

                  假戲真做
    憶苦思甜階級教育的必修課。1965年我在北京朝陽區小紅門公社搞“四清”運動,自然要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會前對訴苦人做了演練,覺著把握挺大,豈料他一上臺就亂了套,“要說苦,再苦也苦不過挨餓那三年,那把人餓的……”官方把1959年到1961年稱作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地老百姓則稱為“挨餓那三年”,我心說壞了,這成了訴社會主義之苦了。這時主持人呵斥他:“誰叫你說挨餓那三年啦?說你扛長活時地主老財怎么欺壓你!”訴苦人眼珠子翻了翻,大嘴一咧說,“要說東家呀,真他媽沒法說。一打貓冬,你看這碗吧,那粥稀得能照鏡子——他不是沒什么活兒嘛。要是春耕、夏耪、麥秋、大秋,嘿,白面烙餅卷攤雞蛋、大白饅頭豬頭肉您可勁兒造!”越說越不像話了,主持人把他趕下臺,讓民兵送他回去醒醒酒,笑得滿場聽眾前仰后合。

    我們軍農連隊的憶苦思甜則準備充分,態度認真。那應該是1969年春節之前,山林和大地依舊覆蓋著厚厚的積雪。半夜間我們突然被叫醒,摸黑爬起,不點電燈點油燈,先是走憶苦路,原來平坦的路面事先撒上石礫和爐渣,有的同學不穿鞋只穿襪子走上去體驗階級仇民族恨。邊走邊唱憶苦歌。
   “天上布滿星月亮亮晶晶;
生產隊里開大會訴苦把冤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長工累得他吐血漿,
……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
永遠跟黨鬧革命。 ”

    當時的規矩是憶苦歌必須哭著唱,這可難為了某些人。有一位仁兄來自魯西南農村,口音濃重,舌頭不會拐彎,連普通話都說不好,中小學沒上過音樂課,荒腔涼調五音不全,平時唱什么都像哭,這回必須哭了,那動靜簡直就是母狼遭強奸,讓人聽了心里發毛。

    接著吃憶苦飯。憶苦飯是炊事班在昨晚就做好的,凍菜幫子凍菜葉,摻上刷鍋水,不能煮熟,晾涼了,每人一大碗。嘗了第一口,苦澀難咽,同學們一個個呲牙咧嘴,再嘗第二口,味同喝藥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個個愁眉苦臉。這時指導員用嚴肅的目光巡視四周,班排干部無可奈何帶頭一仰脖咕嘟咕嘟喝下去,然后伸著脖子等反應,那意思是死是活由他去。我想起劉寶瑞相聲《珍珠翡翠白玉湯》,皇上都喝我怕什么?咕嘟咕嘟咽下之后也沒覺得有什么反應。

    最后由一名女同學痛說家史,她是另外一個軍農連隊的,是黑龍江省一所大學的學生,很有表演天賦,未語淚先流,掙足了氣場;一把鼻涕一把淚,感染了在座的每一個人。她說地主逼債逼她爹上吊,拉她媽給地主當女傭慘遭少東家強奸,她帶著三歲的弟弟離井背鄉討飯流浪……隨著她如泣如訴的憶述,我們中間的很多人唏噓四起。她恰到好處地揮臂帶頭高呼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她拿地主跟劉少奇直接掛鉤,憤怒聲討劉少奇陰謀讓她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罪。

    當時我越聽越覺著像《白毛女》,就問一個被稱作“消息靈通人士”的同學:“她說的是她家的真事,還是事先編好的臺詞?”這同學撇嘴一笑:“她是某某大學話劇團的,演啥像啥。”接著用手掌掩住腮幫壓低聲音補充道,“未婚先孕,打過胎。” 

    晚間躺在炕上回憶起一天來同學們假戲真做的種種表現,越想越可笑,我禁不住咬著被頭吃吃笑出聲。黑暗中班長責問道:“干什么呢?”我回答:“我越想越傷心。”這回答顯然言不由衷,因此很具喜劇效應,引得鄰旁的同學也吃吃地笑出聲。于是班長大怒,斥責那同學:“你又干什么?”那同學咕噥道:“我也是。”班長問:“你是什么?”那同學咬著被頭回答:“越想越傷心!”話音未落,大炕上的同學終于隱忍難耐,同時從被頭下發出吃吃的笑聲。

                 死亡眷顧

     春節過后,全連投入生產勞動。此時還不到春耕播種的節氣,全連集中勞力從事駐地的基本建設,修建新的房舍以取代勞改犯遺留的土坯屋。我們四排在附近開山打砂子,即在山包上打眼放炮,崩開凍土層,拉回沙石用于蓋房。掄大錘砸鋼釬固然勞累而辛苦,等到填充炸藥點燃導火索,趴在遠處期待轟隆巨響的一刻,還真是難得的生活體驗,充滿了刺激的樂趣。

    還有一項任務,比開山放炮更加刺激——開赴小興安嶺伐木,以期運回木材用于制作房梁、房柱和門窗(注2)。吃住在高山峻嶺,一聲“順山倒!”的高呼響徹山林,隨之一棵棵參天大樹呼啦啦傾倒,這是多么神奇而浪漫的生活!它吸引所有同學的向往,各排紛紛請戰。

    幸運眷顧了第三排,三排同學在全連羨慕的眼光中興高采烈地啟程了,他們自豪地說:“等著我們的喜訊吧!”三排離去一周后,喜訊還沒傳來,噩耗先到了:在上山伐木的第一天砍伐第一棵木材時,三排同學黃元華被“順山倒”的參天大樹橫掃砸住,不幸身亡。

    黃元華是華東紡織學院的一名男同學,由于我和他都是連里的義務理發員,所以跟他有著一些來往。我的中學每周有半天勞動課,放羊、喂豬、插秧、翻砂、洗染、照相和理發。其中理發的生產工具最簡單,只需一把推子即可,在1963年學雷鋒運動中,我到西單商場選購了一把理發推子一把理發剪子,把家里的窗簾摘下來當作圍布,一個手工理發的生產線就具備了。推子帶到北大,全班男生和年級的部分男生理發就成了我的專利,隨叫隨到,管理不管洗。要照現在,就會稱贊你有商業頭腦在日常生活中發現了商機,開掘人生第一桶金。我們那時不這樣,完全免費服務。同學不僅省下理發的錢,還省下外出理發的時間。我把推子帶到軍農連隊,那就更受歡迎了,因為與世隔絕的環境根本沒有專職理發員。

    理發中也有為難之處,有的同學有頭瘡頭癬,給他理了就會傳染別人,理不理?有的同學頭部有缺陷,用一縷頭發遮著,他還沒來得及暗示,我一推子下去暴露了陰私,挺好的小伙兒腦門亮出一個鮮嫩的疤瘌,照鏡一看勃然大怒:“這叫我如何見人!”

    我與黃元華的風格不同,他是南派手法以剪刀為主,我是北派套路全靠推子玩活兒,因此不同需求的同學就分別請我們中的一個。黃元華熱情開朗,助人為樂,對所有的服務對象一視同仁,廣受歡迎。我當時還提防著“天派地派”,心有芥蒂,一不留神就掛上臉相,人家自然也會察覺。于是我與黃元華之間就有了些許計較。有一次下工回來看見他給我們排的同學理發,我就挖苦他:“你怎么跟蘇修一樣搞侵略呀?”
    他毫不客氣地回敬道:“你怎么跟美帝一樣搞霸權呀?”
    我說:“鬢角不能那樣理。”
    他反諷道:“看樣子你把自己當成反動學術權威了。”
    我說:“權威不敢當,我是楊子榮你是坐山雕。”
    他說:“我是阿慶嫂你是胡傳奎。”這話引起一陣哄笑。
    我說看來咱倆得劃分勢力范圍了。他問怎么劃?我說二三四排歸我,一排歸你。他還沒緩過味兒來,周圍已經哈哈大笑——歸他的一排是女生排,女生無需我們效勞。

    上山伐木的第一天,開伐的第一鋸是精心挑選的一株參天松樹,在大家高呼“順山倒”的同時,傾倒的樹干突然中了魔咒似地彈起橫向一掃,呼風喚雨一般狠狠地砸在黃元華身上。那時節黃元華連哼一聲的機會都沒有就靈魂出殼了。把樹干從黃元華身上搬起需要十余人使用撬杠,這一切完成之后再看黃元華,腹部已經被砸扁腸子流了出來。同學們用擔架抬著斷氣的黃元華一腳深一腳淺地奔下山,找到最近的一所衛生站已經無濟于事。遺體運回連部,停放在糧棚里,各班輪流值班日夜守靈,等待他父親的到來。我們必須認真看守,如有疏忽,尸體就可能被突襲的野狼啃噬。零下二十幾度的寒夜,在油燈下看著棺木中黃元華緊閉的雙目和蠟黃的臉龐,我痛心疾首,拍著棺木埋怨道:“你怎么就不知道躲呢?事先不是都講過安全準則嘛!”后來三排在現場的同學說,那天也奇怪了,你怎么跑,它(樹干)就怎么追,你一秒能跑幾米?它一掃就是幾十米,卷著風,真是招了魔了!

    黃元華父親從南京趕來,見了兒子一面,隨即火化。父親離開的那天太慘了。我們在冰封雪飄的山野里列成兩隊,夾道目送黃元華父子離去。那時陰云低垂,朔風漸起,父親手捧愛子骨灰盒,一條兜帶吊在脖頸,在雪地上踉蹌行走。他送來的是一個生龍活虎的小伙兒,接走的是一捧輕飄飄的骨灰。其悲痛欲絕之狀,令人撕心裂肺。我想,父親回去怎么向母親交待呀?

    怪異還沒有結束。這一年夏季,剛剛下過一場雨。一名同學往房前晾衣桿上搭衣服,那是用木樁和鐵絲勾連的設置。他把洗過的濕衣服往鐵絲上搭,看著萬里無云的晴空,心情挺好,情不自禁哼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殊不知此刻忽然吹來一陣風,竟把房檐上的電線吹落,鬼使神差毫厘不差地搭在鐵絲上。于是電流被接通,通過鐵絲傳導到這個同學的雙手和身軀,“心中想念”還沒有下文,他就像黃元華那樣沒能獲得哼一聲的機會,全身一抖,當場斃命。四十余年過去,我甚至忘記他的姓名。

                喜慶之夜

    還在北京的時候,由外地或部隊傳來的早請示晚匯報就開始風靡全國。即每天早晨學校、機關、工廠、家屬院等都要集體學習毛著,向毛主席畫像請示工作,晚間集體學習毛著,分別向毛主席畫像匯報這一天的思想問題和工作不足。一開始大家都很認真,有的人在晚匯報時痛揭自己的私字一閃念,一把鼻涕一把淚,深刻檢討,向毛主席請罪。日復一日,來回重復,也沒的可說了,逐漸變成形式主義走過場。到了軍農三連,我所在的十一班有了新創造,砍了樺樹桿子,在房前架起一個請示牌,即用樺木桿子搭一個框架,嵌上一幅毛主席畫像。每天早晨我們先于起床號起床,全班集合在請示牌前早請示,晚上日落前再來一遍,內容是晚匯報。這一舉動,得到指導員的表揚。
得了表揚就得堅持,其他十一個班無一效法我們依舊雷打不動。

    然而日復一日卻也索然無味,我這人O型血天生覺多,這會兒又早起晚睡地折騰,早請示晚匯報站著站著就犯睏,有一回居然打起了呼嚕。當時我們班長臉色非常不好看,第二天早請示時他訓話:“有的人在清理階級隊伍教育中,心中害怕,還故作鎮靜,以假相掩蓋自己的心虛。”班長的本意是批評我。對于清理階級隊伍,我想我清理什么呀?我爸是走資派,全國大小干部走資派幾千萬,比解放軍還多,再加上農村公社、大隊、生產隊,光走資派就是英國、法國、意大利,我怕什么呀?不就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你教育呀!所以我一發言就是空話連篇,時不時甩個侯寶林的包袱逗大伙兒一樂。班長對我忍無可忍,借此機會來敲打我。

    豈料正如俗話所說“打騾子驚了馬”,班長的警告我假裝沒聽明白,我身旁的一個人卻受了驚。這位是南方一所大學的同學,平時少言寡語心事重重,不知心里有個什么解不開的扣兒,此刻對號入座竟把班長敲打我的話當成警告他了。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紅著眼圈把班長叫到僻靜的樺木林中,作了一番痛心疾首刻骨銘心的“斗私批修”,反倒把班長弄得瞠目結舌。

    那時候經常要發表毛主席最新指示,一開始最新指示是一篇一篇的,后來變成一段一段的,最后是一句一句甚至半句半句的來,例如“要斗私、批修”。凡有最新指示發表,流行的做法是“學習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不過夜”。如果最新指示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晚十點播出,那么就要當夜上街游行慶祝,然后坐下來學習落實,折騰完了已是第二天凌晨。到了軍農連隊,這一做法照例實行。最熱鬧的一次是1969年4月9日,大家已經入睡,忽然把大家叫起收聽中央臺關于九大召開的新聞。聽完了新聞高呼口號:“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誓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然后大家排成長龍,后一個雙手搭在前一個的雙肩,在駐地的空場上游走。多年來交誼舞被斥為封資修而禁止,所以大家誰也不會跳舞,遇到喜慶只能用原始部落禱神的動作來代替,加之高寒地區都穿著厚棉褲乃至皮褲、大頭鞋,那舞步就像拖著鐐銬,沉重而艱難地移動,踢邐突嚕,顢頇而笨拙,夜色中遠看猶如一只遲緩的大蜈蚣。與此同時口中還要持續不斷地呼喊口號,交替歌唱《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等表忠心的歌曲。在曠野的星空下,一隊人這樣喝喝咧咧地唱啊跳啊,并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時間一拖就變得索然無味。其實誰都意識到這點,但是誰也不愿正視現實,一個個繼續裝作很興奮很幸福的樣子。

    那夜就像整個文化大革命,哄起來容易收場可就難了。誰也不敢第一個說可以結束了,因為這關系著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這時節就需要考驗我們的聰明才智。忽然有人小聲報告:“報告!”值班排長問:“什么事?”回答:“我……憋不住了。”這是一個天經地義的理由。不一會有人效法:“報告,我也是。”隨之而來的是第三個第四個,這給值班排長借坡下驢的機會,宣布說:“慶祝九大勝利召開暫告一段落,下一步大家抓緊時間,繼續深入學習落實九大精神。” 
   (未完待續)


   注1  四十年后我問張南昆給陳伯達寫大字報是怎么回事。他說實際上根本就沒寫出來,遑論貼到王府井?只是在本派組織被圍困期間三五人私下議論一通,他說了題目大綱,別人就推他執筆,后來兩派斗爭升級就沒有寫成,不知被誰告了密。我感嘆道:“咳!我還一直拿你當反‘四人幫’的英雄呢。”

   注2  據有同學回憶,黃元華之死應該在1970年春節前后,記得他死后不久就“再分配”了,大家很替他惋惜。


與世隔絕的日子   (下篇)
——“走出北大”征文

作者:司馬言


       十指連心

    春播夏鋤之后,我們十一班被派往雙山火車站,負責3065部隊農場(一個場部和三個連)的裝卸工作,火車運來的磚、水泥、石料等建筑物資,由我們卸車,再裝到團里開來的汽車(卡車)上,運回農場;農場卡車運來的小麥、燕麥、大豆等農產品,由我們卸車,再裝到火車上,運往內地部隊。火車到站的時間沒有一定,一天24小時不分晝夜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故而我們就必須隨時趕到車站進行裝卸,如果正吃飯,飯碗一撂就出工;如果正在睡覺,撩開被子就出發。作息沒有規律,勞動量大,雙手夾磚,一手五塊;一個麻袋一百斤,扛起就上跳板。勞累過度,十個手指既不能伸直,也不能攥緊,總是屈張著,手紋中的煤渣磚末永遠洗不凈。過度勞累導致大腦皮層余波不息,人大的一名同學睡夢中突然坐起,兩手比劃著唱出一首自編歌:“鏟啊鏟啊,兩頭鏟啊,左邊鏟啊右邊鏟啊。”唱晚了撲通躺下接著睡。第二天問他怎么了,他說沒什么,挺好哇。

    有一次從火車上往下卸石料,每塊石料三四十斤,必須穩穩放到地上,否則石塊落地時會彈起傷人,這就要多花一份力氣。時近黃昏,由于勞累,我在撂放石塊時偷了懶,尚未放穩便松了手,結果石塊彈起,把我的左手擠壓在兩塊石頭之間,左拇指指甲被砸翻,當即向上掀開90度,血淋淋直立起來,只剩四分之一與指根相連。我的班長也是北京一所大學的學生,年初豎立請示牌就是他的發明,此刻他看看我傷得厲害,為了鼓勵我,給我背誦毛主席語錄:“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位班長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領跑創新,深得指導員的寵愛,手把手教他創造典型的秘籍,終于把他培養成先進典型,出席軍區的講用大會,后來吸收到部隊,再后來升任軍區領導,穿上將軍服。但是當時我無論如何也堅持不下去,十指連心,只能舉著手指站在一旁呲牙咧嘴亂哆嗦。夜來手指腫得像胡蘿卜,起身在雪地里來回走溜兒,口中一遍一遍地背誦毛主席語錄。這一夜凍得我連撒數泡尿,分批分期在雪地上尿出一行字:“某(班長的姓)XX我操你媽”。

    次日由兩名同學陪著步行到幾里外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五師衛生所求醫。醫生口稱嘖嘖給我捏掉指甲,打了消炎針,糊上一種黃醬一樣的中藥,還學著坐山雕地口吻說“老九你真能行”。這時陪我的兩個同學不見了,出門尋找,發現他們擼著胳膊排隊要求為一位病危的兵團戰士獻血。我覺得自己不該落后,也加塞排了進去。護士看到我這副模樣說“你靠邊,搗什么亂!”


                  謀殺豬狗

    那段時間我們住在火車站附近的場部招待所,招待所每月開支是定額,可是來來往往的軍人和家屬不是定額,多的時候三五十人,少的時候一個沒有,這伙食就不好辦。招待所所長是四十多歲的胡參謀,他自嘲說:“胡參謀亂(欒)干事”、“參謀不帶‘長’,放屁也不響”。在胡參謀的領導下,主食高粱米飯一黨專政,副食大頭菜(圓白菜)、土豆絲輪流坐莊,逢年過節或許加一個豬肉燉粉條,那是吃一頓回味好幾天的佳肴。勞動強度如此之大,我們的胃口格外地好,這么單調飯菜愣是沒人提意見。
    胡參謀看著過意不去,到這年八月節(中秋節)就大施恩典,說你們瞧見沒有,小周(炊事員)養那頭豬夠三百斤了,我就做主拿它過八月節!胡參謀話還沒說完,我這哈拉子(口水)就下來了。大家噼里啪啦一陣鼓掌,接著摩拳擦掌催小周殺豬。繩套、刀子準備妥了,大鍋燒開了。
    說到這里不能不提及北大歷史系的同學張XX外號張教授。他家在河北農村,尊為“教授”是因為他對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很有自信,時不時抓準機會露一手。正當大家為殺豬吃肉而興高采烈之際,他冷丁冒出一句:“你瞧那豬睡覺張著嘴打呼嚕,八成是豆豬。”所謂豆豬,即腦絳蟲患者,人吃了豆豬肉就會傳染腦絳蟲,腦子被絳蟲侵襲而導致死亡,后果恐怖。他的警告顯然掃了大家的興,于是遭到七嘴八舌的譴責,“就你能耐,它要不是豆豬你可一口別吃!”然而事與愿違,接下來的事實證實了張教授的判斷。豬頭被割下,密密麻麻的絳蟲布滿了腦顱和胸腔,看著都起雞皮疙瘩。大家傻了,張教授得意地說:“這回服了吧,快刨坑埋了吧!”
    當地老百姓不信那套,我們前腳埋,他們后腳就掄鋤鎬刨出,豬頭、豬肉、豬下水,一點兒不糟踐,吃得滿嘴流油,還大言不慚地說:“擁軍愛民見行動嘛!”

    由此我們情緒低落,八月節依舊是大頭菜、土豆絲,做了一回豬肉燉粉條,勻著分兩頓吃。時序過了霜降,很快就到了立冬。嫩江“十一”就下雪,立冬的寒冷可想而知。勞動之余我們坐在招待所里閑聊,一個過路的朝鮮族同學——訴苦演講女生那個連的,抱怨招待所伙食“咋那糟呢”,我們說了殺豬的敗筆,他出主意說:“狗肉比豬肉香,扔塊骨頭在門口,街上的狗聞風而來,拿繩子一套……”他揮掌往下一劈,“妥了!”
    真是各村都有個村的高招,我們的情緒立即觸底反彈,胡參謀告誡我們,殺了老百姓的狗,狗主人找來可就是軍民關系問題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此計不行,又生一計。有人動議,咱招待所不是也養著一只狗么,它的肉難道就不香嗎?有人提醒,那可是胡參謀的心愛之物,尤其是參謀夫人、女兒,把它視作家庭的一員倍加寵愛。
    我們深入權衡論證,在夫人與狗肉之間選擇了后者。有人提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必須先作輿論準備,這個普遍真理得以全票通過。從此日開始,我們紛紛向胡參謀反映那條狗的作風問題,說它在沒人看見的時候偷吃伙房的東西,說它跑出去跟野狗鬼混,說它招好些公狗來招待所后院群奸群宿;最要命的一條說它瞅大人不在,搶胡參謀女兒手中的油餅,把女兒嚇得嚎啕大哭。一而再再而三的輿論攻勢,讓胡參謀終于明白,這狗的末日已經不可逆轉,而這一切都是豬惹的禍。

    算算動手的日子臨近了,胡參謀不忍心看到慘烈的一幕,借口公務跑到場部躲起來。
    又輪到張教授露一手了,他說這好辦,兩個人拿繩索兩邊一勒,狗必定仰脖掙氣,一瓢水灌下去,當即嗆死斃命。
    我們用骨頭逗引那狗進了食堂,它不知噩運逼近,以為又有好事等著,照舊搖頭擺尾極盡邀寵之能事。高寒地區的房屋都是兩道門,狗被引進二道門,乘其不備一根繩索套上脖頸。張教授一聲“快拉!”兩個同學各扯一頭分別向兩邊拽去,狗被勒得喘不過氣自然要張口呼吸。張教授命令 “快灌!”拿瓢的同學照準狗嘴就灌水。然而下面的情節完全出乎我們的預料,當這只被寵壞了的狗忽然明白我們原來對它動了殺機,眼睛立即充血而瞪凸,嘶啞咆哮的聲音極其瘆人。目光一齊投向張教授,面對不測局面他也無計可施。后來我得知,張教授一瓢水嗆死的高論只是聽說而沒有實踐,因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導致混亂的局面無法收場。
    狗有四腿支撐,百倍發力拼爭,兩個人的繩索已經拉扯不住,眼看就要掙脫,而一旦掙脫,唯一的結局就是瘋狗在狹小空間里撲咬傷人。看看大難臨頭,我忽見豎在墻根的一根抬杠,迅速抄起,掄圓了向狗頭劈打,砰、砰、砰……不知打了多少下,只見狗頭被砸得搖搖晃晃癱倒在地。我覺得兩臂酸痛麻木,停下喘息。豈料那狗又晃晃悠悠地站起,還瞇著滴血的眼睛四下搜尋,看看是誰把我打成這樣,今天跟你沒完!二次打擊,又是連續不斷的二十余下,這時所有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只有兩個癱倒在地,一個是狗,一個是我。
    張教授指揮我們用繩索套住狗的脖頸,吊在院中的大樹上,他拿水瓢現場演示:“就這樣,一瓢灌下去,很簡單。”我心里那個氣,搶白他:“你怎么不早說呀?”
    燉狗肉要擱辣椒,吃狗肉要喝燒酒嚼大蒜。吃飽喝足躺在炕上,反應就大了,狗肉是發熱的,燒酒是升溫的,兩下夾攻,熱血沸騰,全班人馬在炕上“翻烙餅”,熱得誰也不能入睡。拽燈起來,圍坐炕上神聊。張教授又來了精神,說其實我還有一絕招沒露,你用骨頭把狗引過來,趁它低頭啃骨頭,一手攥住耳朵,一手攥住尾巴,你撅起屁股往它脊背猛一坐,狗是鐵頭水腰麻桿兒腿,咔嚓,腰就斷了,一聲不吭當場斃命。

    這里只說了張教授關于殺狗的高論,事實上他在勞動和學習上表現出的機智是我完全無法相比的。二十年后,他當了縣長,三十年后當上一個大市的副市長。我說張副市長你抓GDP,可否從狗肉抓起。


                  雪夜遇險

    春節之前我們調回農場,住進自己蓋的紅磚新房。進入臘月,連里派我去場部參加研究組建春節慰問文藝演出隊,早上搭車到場部,開完會已是下午兩點多。按照慣例,有回三連的卡車就搭車回去,當日沒有卡車就等次日的卡車。一問當天沒車了,我看看日頭還老高,說“走吧”,也沒跟場部打招呼,就擅自行動徒步回三連。
    還是年輕沒經驗,走的時候看看日頭老高,卻忘了這里下午四點多就天黑。三個小時的路程,行至一半夜幕就降臨。天上的顆星星十分耀眼,地上無垠的雪原辨不出方向。剛才還興致勃勃引吭高歌“穿林海跨雪原氣沖霄漢,抒豪情寄壯志面對群山”,現在只能心存悸懼小聲哼哼“心焦急只覺得時光太慢,戰友們卻為何動靜杳然”。我不敢大聲,大聲會招來野狼。
    事后同學告訴我,在場部與三連之間有一條狼道,就是野狼穿越的一條固定線路。有一次場部機務隊的一名軍隊干部行走到這里,大白天就被一只狼跟上了,他不敢打槍,那樣會招致群狼。他停下來對著狼吸煙,一支接一支,把背包里的一條煙快吸完了,那狼怕火逡廵不前,最后不耐煩溜掉了。排長說,狼群中有一只三條腿的狼,它曾被人下的套子套中,它生生把自己被套的那只腿咬斷從而逃脫;此后它懷著極大的復仇心理,對人的攻擊異常兇狠殘忍。那天我尚且不知這些,如果知道這些,打死我也不敢只身走夜路啊。
    那天我撅折一根小樹,提在手中,權作武松的哨棒,警惕地左顧右盼,隨時準備迎擊野狼的襲擊。心里盤算來了一個怎么對付,來了一群怎樣招架。借著月光一看表,啊,6點了!這是走哪兒去了?再走就到珍寶島了(注3)!我為自己的冒失和逞能追悔莫及。我停下來,決定就在這里站一宿,等天亮再說。

    我在這里著急害怕,其實那邊領導、同學更是焦急萬分。首先是張南昆發現我沒回三連,連里給場部打電話問我在哪兒,場部了解后答復:“他兩點半就走了,一個人。”連里緊急組織人員尋找接應。
    夜幕下忽然出現點點亮光,我驚呼:“狼!”哎呀,還不止一只。我是趴下隱蔽呢,還是迎頭痛擊呢?正拿不定主意,就隱隱聽到有人聲呼喊,聲波由弱漸強,經分辨像是呼喊我的名字。隨后看到幾個黑影在雪地上蠕動,原來是同學們來尋找我。我立即跳起來高呼:“我在這兒哪!”
    第一個走過來的是張南昆,他扛著一只自動步槍,一見面就埋怨,你讓大家多著急呀!我說得了唄,我肚子還餓咕嚕呢!
    張南昆由于跟陳伯達叫板的問題,一直是連隊的重點審查和教育對象,經常見他一人盤腿坐在炕上冥思苦想地寫檢查,由于思想壓力,他還患了心包炎,特批去齊齊哈爾治療,從來沒有像我這樣開心過。不過他特別會念書,二十年后考取北大博士,在國務院臺辦任職。

    我被抽到場部參加春節慰問文藝演出隊,到各連隊各農場以及友鄰的總參農場、空軍農場、建設兵團五師各農場慰問演出,他們的演出隊也來我們農場回訪,我們還去了嫩江縣、德都縣演出。在德都的一個農村,村里的很多人都是或唇,次日參觀村史展,二十多年前日本飛機撒下一種白粉,村里人全得了“霍痢拉”,日本又把村子包圍,把患者集中起來焚燒,逃出的人再也不敢回村。  

    我們演出隊乘大卡車,兵團的演出隊乘大馬車。兵團演出隊在路上看到一位老大娘步履蹣跚,就停下馬車熱情扶大娘上車同行,大娘坐穩后兵團戰士問寒問暖,還把軍大衣披到她身上。那時候興問階級成分,也就自然問道:“大娘您什么成分呀?”看大娘穿得衣衫襤褸,肯定是貧下中農。大娘受了感動不敢隱瞞:“我成分高。”
“什么成分?”
“地主。”
    精彩的一幕發生了,大娘的話音未落,車上的小伙子飛起一腳,“去你媽的!”把大娘一骨碌踹下車去。


                秋后算賬(注4)

    春節過后,明顯感覺人心散了。原來高調宣揚的“扎根邊疆一輩子”“專業對口是反動的”等遭到普遍質疑。3月中旬開始“再分配”,哈(哈爾濱)、齊(齊齊哈爾)、牡(牡丹江)、佳(佳木斯)四大城市不許進,大都是偏遠小縣。奇怪的是,在這里熱火朝天地生活勞動了一年多,吃著自己親手種植的糧食蔬菜,住著自己親手蓋起的紅磚房,朝看日出,夕看晚霞,雪原山花,林濤麥浪……不就是童話中的田園牧歌嗎?臨到離去,居然誰也沒有戀戀不舍,誰也沒有依依惜別。
    事后想來我不過是懵懵懂懂的一分子,而大部分同學早已對這里施行的一套深惡痛絕,有的緘口腹誹,有的暗發牢騷,有的私下串聯。

    還是初到之時,連里就逐人摸排所屬的派別,以派劃線。黑龍江由“大聯籌”掌權,北京的“天派”曾支持“大聯籌”,“天派”同學就劃成造反派;北京的“地派”曾與黑龍江在野的一個群眾組織有聯系,“地派”同學就被劃成保皇派。隨后開展清理階級隊伍,查出身,查檔案,相互揭發,要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改觀換魂”,人人過關,人人自危。清華大學所在連隊就在這時逼死了人。接著整黨,一些黨員因為父母是走資派而被緩期登記,萌發輕生念頭也是有的。

    比如有一名黨員父親是“走資派”,在深挖思想時說:“我父親1937年參加革命……”
    當場有人打斷:“什么參加革命?投機革命!”
    她只好改口:“是,我父親1937年投機革命。”他接著說,“我父親1938年入黨。”
    又被當場打斷:“什么入黨?混入黨內!”
    她苦笑道:“是,我父親1938年混入黨內……”
    有了前車之鑒,很多人學乖了,在檢查發言時自己就會說:“我父親19XX年投機革命,19XX年混入黨內”。

    另一方面推行“典型引路”模式,培養先進典型。其手法之一就是“爬坡”,即拔高,旱地拔蔥而達到思想升華。一個同學牙床滲血,引導他說成口吐鮮血想到毛主席教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咬牙繼續堅持勞動;一個同學在大糞坑里挖了一天糞,引導他說想到世界革命就似乎聞到勝利的花香;他們的思想就這樣升華了。黃元華之死本來是重大安全事故,居然有想法企圖把這事“爬坡”爬成培養出一個歐陽海、金訓華式的英雄,失職變成功勞。如法炮制,典型的水分可想而知。我們十一班是全連的先進集體典型,班長是全連的先進個人典型。班長光榮出席軍區的活學活用先進經驗交流大會。1970年3月“再分配”,絕大部分同學分配到偏遠地區社會底層,唯獨我們班長等三人被留在軍區入伍提干。

    我清楚記得乘火車離開農場那一幕。我座位的左前方就是我們班長的女朋友,她是我們班長的同班同學,父母是老干部,我們班長來自貧困農村,來校報到那天只帶一個小鋪蓋卷,大學五年全靠女朋友家經濟接濟。在軍農連隊,我們班長的突出表現讓女朋友欣喜而驕傲,說出話來總是酸甜宜人,透著一絲恰如其分的得意,這種得意之色在乘車時依舊掛在她的臉上。但是據我所知,我們班長被挑選留部隊時,曾表態要與女朋友的家庭劃清界限,因為女朋友之父私下議論中央文革,罪行嚴重,已被隔離審查。在開往北京的火車上,有同學不忍心看她即將遭受突如其來的打擊,就給她一點暗示,她卻聽不明白,一路上始終陶醉在春風得意與美好憧憬之中。當我們回到北京,消息傳來,班長與女朋友斷然分手。

    寫到這里我必須說明,軍農連隊所發生的一切完全緣于文化大革命的時代氛圍。階級斗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淪為“臭老九”;我們自己也普遍認可“接受再教育”的正確性。在那樣的環境下面,一個人無論作出怎樣的選擇,都是緣于那時候的思想認識,或許身不由己,完全是時代使然。在此我沒有一點指責我們班長的意思,當時我對他就是兩個字:羨慕。如果我換成是他,八成也會為了前途與女朋友拜拜。

    我被分到黑龍江省肇東縣,后來輾轉回京,于是可以塌下心來觀賞自幼迷戀的京劇。《玉堂春》“三堂會審”有一句臺詞,兩位陪審官揶揄巡按大人王金龍“黃連樹下撫瑤琴——苦中取樂”。我在臺下怦然心跳——用它概括與世隔絕那幾年,不是挺精妙嗎?


    注3  珍寶島是黑龍江邊際我國領土,1969年我邊防部隊自衛反擊戰所在地。參戰部隊即屬我們所在的23軍。
    注4  秋后算賬這個詞風行于“四清”運動,“算賬”被引申為反攻倒算的意思,我這里用的是原意,即“總結”—事后總結。

   (下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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