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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九江:在"土圍子"里的日子/難忘武山學生連
在“土圍子”里的日子

作者:江瑞娟


    1975年暑假,江西九江教育學校(打倒四人幫后復名為九江師范學校)掀起了一場“打土圍子”的運動,運動的對象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申家仁、王長發和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生錢場均。學校當局為什么要將這三位教師當作頑固堡壘“土圍子”來打呢?這要從他們到這所學校的時候說起。

    申家仁和王長發是1971年10月從0484部隊武山軍墾農場再分配到這所學校的,錢場均是同時從0484部隊樂平軍墾農場來的,這三個人起先都非常受校方重視,學生們也非常喜歡聽他們的課。我同大學同窗申家仁結婚后,1972年秋從唐山軸承廠也調入教育學校做教師,長發和場均的太太也都是從0484部隊軍墾農場學生連出來的,大家經歷相同,而且又比鄰而居,彼此很談得來,自然交往密切。三家生孩子也是差不多的時間,三個男人經常結伴下鄉買雞買蛋,弄得雞飛狗跳,小孩子們看見他們仨,就會喊“鬼子進村啰!”。與他們仨同時來校的共19位大學生,大家相處都不錯,只有一位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的人他們不大喜歡,此人愛在人前吹噓他文革中的造反“偉績”,例如如何智斗許世友之類。

    1973年鄧小平復出后,我們三家相當興奮,大家認為毛主席此舉不僅僅是給鄧小平一個工作機會,而是意在讓鄧挑大梁重整中國亂局。我們這些從文革中過來的人,對國家長久以來亂糟糟的局面實在厭惡極了,希望早日安定下來發展生產,改善民生。因此當1974年春天突然刮起“批林批孔”的妖風以及隨后開展的“批儒揚法”運動,極其不理解。我們同住一排平房,在門口碰面的機會很多,經常在一起聊天。王長發說把林彪同孔子掛起來鉤來真是莫名其妙,老錢說孔子克己復禮,林彪卻要搶班奪權暗殺毛主席,怎么說他要學孔子,狗屁不通。老申說放著極左不批,卻去批幾千年前的古人,這算怎么回事?后來看到報紙上公然登出“批林批孔批周公”,老申他們三人更是感到憤慨,這不是明擺著借機批敬愛的周總理嗎?因此,他們堅決不參加學校的運動,學校要他們寫批判文章,堅決不寫。南京大學那位老兄卻熱衷得很,指點地圖批林彪如何在遼沈戰役中違抗毛主席的戰略決策,給學生作報告繪聲繪色講孔子如何殘殺少正卯等。對此君的跟風行徑,老申他們三個人嗤之以鼻。只要此人來串門,就會對他冷嘲熱諷。

    1974年暑假過后,時任省革委委員的一個姓張的人,調來教育學校當黨委副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此人是江西著名的造反派頭頭。開始的時候,他極力拉攏老申他們三個人,把老申老王安排進學校的“寫作組”,減少他們的授課任務,指名要老錢發揮熟悉歷史的長處,給學生講述儒法斗爭史。但是,三個人卻不買他的帳,老錢拒絕搞講座,說儒法兩家的理論,都是屬于封建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共產黨信的是馬列主義,不信儒家也不能搞法家那一套。1975年春天,江西派性斗爭激烈的時候,這位張主任到省里開會,把老王老申帶去,希望兩位出身于北大中文系的寫手,能為他寫出幾篇在全省有分量的派性文章。兩位北大人當然不愿就范給他提供炮彈,卷進派性斗爭里面去。他倆借口查資料,天天去拜訪南昌的武山同學和戰友,不給他寫一個字,后來干脆跑回九江,這讓他大為惱火,對老申老王恨得牙癢癢。當年陜北紅軍為了站穩腳跟,打掉不少頑固堡壘“土圍子”。派頭頭張主任覺得老申老王老錢他們好比是學校的一個“土圍子”,跟他完全不一條心,必須狠狠整一整。于是,一到暑假,就掀起了一場批判斗爭三個人的“打土圍子”鬧劇。

    為了力保把“打土圍子”打垮,張主任分別做好工宣隊和學校其他幾位領導人的工作,還四處搜集三個人的黑材料,煽動群眾,并且培養幾個斗爭骨干。平時受夠三個人冷眼和嘲諷的那位南大老兄,自然是他最重要的幫手。開第一場批判會的時候,此君作主旨發言,“揭露”老申他們如何一向抵抗批林批孔運動,如何對批儒揚法斗爭消極怠工。他講過之后,接著有人上臺“揭露”王長發是野心家陰謀家,想奪權當地區教育組長,批判老申抵抗教育革命,學校要他和學生一起下鄉開門辦學,他卻揚言用籮筐把孩子也挑下鄉去,給學校抹黑。有人揭露老錢的“生活作風問題”,企圖將有“老夫子”之稱的他丑化為“偽君子”。

    聽到這些誣蔑不實之詞,“土圍子”三個人,只有苦笑。老王確實說過當教育組長的話,那是他看不慣地區教育組長每次來學校大吃大喝的腐敗行為,他說一個主管教育的人,不去想方設法辦好學校發展教育事業,卻熱衷于吃吃喝喝。這樣的組長我也能當,而且肯定當得比他好。老申到學校后向來是很積極的。1972年我生大兒子的時候,月子里他居然拋下我們母子,自己帶學生下鄉。1974春我們第二個孩子出世,我的身體又不好,瘦得只剩下80來斤,這年秋季學校卻硬是要老申帶學生下鄉實習,他出于無奈,說如果一定要他下去的話,那就只好用籮筐把老大挑下鄉去,這樣可以減輕江老師的負擔,不然她實在受不了。后來學校見我們的確有困難,同意他十幾里路天天晚上回家,早晨再趕往學生駐地。“老夫子”的“作風問題”,其實只是同一位女同事說的一句玩笑話罷了。

    張主任不僅鼓動大家揭發批判“土圍子”三個人,還唆使群眾捎帶攻擊誣蔑家屬和一些來往密切的同事。正在與南大那位老兄戀愛的一位來校當教員的一位工農兵學員,也特別喜歡跟風,我很討厭她,因此她在批判老申的時候竟把矛頭對準我,說申老師根正苗紅,本來是不錯的,聽說曾經還是學校的培養對象,只可惜同資產階級小姐結婚了,逐漸變了質。我一聽到這話氣憤極了,立馬起身離場以示抗議。

    在場的校政工組長展兵,看見我黑著臉離開會場,立即跟在我后面,我回家砰的一聲關上門,他就不停地敲,大概是怕我一時想不開,用力敲門的時候還不停地大聲喊:“小江,小江!”我只好把門打開讓他進屋。他連忙說批老申的時候把你也扯上,是不對的,不對的。我說,申家仁如果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們批他斗他哪怕槍斃他,我沒意見,不過要有證據,象現在這樣抓住一點無限上綱,硬要把人往死里整,我就是不服!我看就是張某某挾私報復,因為申家仁他們不肯吃他那一套。現在不僅整他,還要來扯上我整我,說我是資產階級小姐,是我把申家仁腐蝕變質的,真是豈有此理!那個婆娘的話是不是你們意思?我16歲拋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國求學,并堅決留在國內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幾年家里人一再要我們出國,并且保證我們出國能過上比國內好得多的日子,我們總是不答應,以至和家人鬧得不愉快,現在我怎么就成了資產階級小姐?

    展兵被我連珠炮似的一席話說得愣在那里,臨走的時候對我說,小江,你是站在土圍子墻上的人,我們把你拉一拉,你就過來了,推一推你就入土圍子了,我們現在盡力拉你,你不要對群眾運動抱抵觸情緒。聽到這話我就火了,我說天天同他們三人在一起說話,本來就在圍子里,你們整好了,我不怕!說完把他推出門狠狠地關上門。現在看來政工組長人不壞,他沒有把我的話報告給張某某,不然的話,我是逃不脫挨一次狠整的。第二天,我找校醫開了張病假證明,說是美尼爾氏癥發作,在家帶孩子再也不參加學校的整人會議。

    不知是因為確實找不到“土圍子”三個人的過硬材料,還是因為鄧小平發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在各行各業大力開展整頓,1975年暑假過后,沒有對“土圍子”三個人進行組織處理,他們依然教書,也依然常在一起聊天,申家仁依然當班主任。“土圍子”打而不倒。這年秋季,老申提出“把教育質量抓上去”的口號,嚴格要求學生,深得學生好評。盡管1976年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被個別學生貼了大字報,新來的校領導仍然肯定他。打倒四人幫后,張某某因為緊跟四人幫,被隔離反省,隨后被開除黨籍,南大的那位老兄,因為緊跟張某某,像泄了氣的皮球,走路全然沒有往日昂首挺胸的架勢。1977年,學校人馬一分為二,一部分留在師范,一部分到新辦的師專。老錢在師范當教務主任,我們和老王夫婦到師專,我承蒙學校看得起,被選為省人大代表,并成為市人大常委會會員。老王第二年到南京大學讀研究生,畢業后留在南大工作,而南大那位跟風的老兄則留在九江師范接受老錢的領導教化學。后來老錢回到上海,成為黨校的一名副教授。

    2010年9月,我們夫婦帶著孫子從加拿大回國參觀上海世博會,住在老同事老朋友韋明新陳麗芳夫婦家里附近。這兩位與老錢的夫人李秀英同在化學系,陳麗芳與王長發又同是福州人,與我們又是無話不談的朋友,因此他們倆與我們三家的關系非常密切,當年打“土圍子”的時候,也被視為站在圍子墻上的人。我提議給王長發夫婦打電話,讓他門到上海老錢夫婦家里相聚,老韋老陳熱烈響應,當即往南京撥電話。老王夫婦剛從美國回到南京,接到電話十分興奮,當即表示赴約。兩天后,我們四家在上海奉賢老錢的家里重逢。大家不知有多高興,有說不完的話,話題中當然少不了當年打土圍子的事。雖然一晃35年過去了,但當年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當年陜北的‘土圍子’一摧就垮,但我們這個“土圍子”不僅摧而不倒,而且還越來越牢固,因為我們這個圍子的性質完全不同,是用正義、真誠和友情筑成的。

    作者:江瑞娟  北京大學中文系1965級(3)班
    退休前供職于廣東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電郵地址:[email protected]  

難忘武山學生連

作者:申家仁
                       
    1970年暮春時節,分配到江西并先期到省軍區報到的98位北大同學,被組成一個學生連派到0484部隊武山軍墾農場。這個農場位于吉安地區泰和縣武山腳下的一片平坦的山崗上,武山素來以烏骨雞聞名于世。

    到農場的第二天,指導員戴方倫和連長吳金城宣布了全連三個排九個班和各排學生副排長、各班正副班長以及連部文書等名單,并將三位解放軍排長一一介紹給我們。次日早晨,我們就開始過起軍事化的生活:聽號音起床就寢、早操(走步與跑步)、列隊唱歌后就餐、天天聽(新聞聯播)、晚點名等等。我們這些剛從學校出來的人,還習慣像在學校時那樣體育鍛煉,但農場什么運動設施都沒有,只有一個籃球場,于是我們就在住所小樓前,因陋就簡地裝起了雙杠、單杠,還開辟了排球場。為了解決用水的困難,新挖了口水井,并做了護井圍欄。勞動空余時間,我們打球,玩杠,吹拉彈唱`,侍弄園藝,往日寧靜的山崗變得生氣勃勃,引來周圍不少好奇的老百姓。連里的五位軍人,連連稱贊北大的學生就是不一樣。

    我們農場駐有兩個解放軍連隊,幾百畝土地,分配給我們耕種的有百多畝水田,幾十畝旱地和幾百棵桃樹,因此,我們的勞動強度比起別的農場還不算太強。剛到農場的時候,按場部(老場長是出身四野的東北人)的安排,我們起塘泥,送堆肥到旱地,給桃樹培肥,種花生、種中藥材以及準備秧田等等。干這些活兒的時候,大家有說有笑,并不覺得怎么累。但是插早稻和“雙搶”(夏季搶收搶插)的時候,那就累得夠嗆了。四月底五月初,陰雨連綿,清晨起床扯秧苗,凍得直哆嗦,插秧成天彎著腰,并總是沐著風雨,一天下來都直不起腰。有一天一位女同學竟累倒在水田里。雙搶時更是披星戴月,頂著烈日割稻、脫粒和插秧,沒有不腰酸背疼的。其中最累的要數幾位犁田耖田的幾位同學,他們天不亮就開始在泥水里打滾,有時耕牛不夠就像牛一樣拉犁引耖,駐軍和附近的農民驚訝我們這些來自北大的學生,竟然能這么吃苦耐勞。當然,勞動也并不都是很累的,也有輕松愉快的時候,例如春夏之交桃子成熟的時候,吃著桃子巡守桃園,月光下胡侃神聊,即使徹夜不眠,大家也樂于值班。此外耘田鋤草、車水抗旱、種植蔬菜等,三五成群,邊干邊聊,同學們并不覺得累。農閑的時候的軍事訓練,那就更讓大家興味十足了。

    我們剛到農場的時候,吃菜全靠“上士”(連隊采購人稱呼)沈啟明(生物系畢業生)帶人到附近的馬家洲集市和縣城的市場或者到生產隊里去買,那時大家每月工資42.5元,交15元伙食費,餐餐是芥菜蘿卜土豆南瓜之類,很少葷腥,買了點肉或者骨頭之類,就分別同海帶、黃豆、蘿卜等等熬成湯,每餐大家排隊打湯,鬼頭的同學用勺在湯桶里順時針三圈再突然逆時針一圈,常常撈得些內容,這個“打撈定律”被越來越多的人驗證之后,后到桶邊的人就只能喝清湯寡水了。一天晚餐前,我們唱完歌解散進食堂的時候,一位西語系的男同學,突然模仿白毛女的腔調唱“我恨不得沖出奶奶廟,喜兒我實在受不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指導員和連長并沒有因此發火訓人,他倆知道連里伙食實在太過清苦。為了改善伙食,連里責令四班專們負責種菜,其他各班也有“自留地”,此外,還讓生物系女生黃詠嫻和歷史系男生劉遠芳專門飼養雞鴨(這對“雞男鴨女”后來成為夫妻,現居美國)。9班是養豬班,十幾位女同學養了上百頭豬。但自己不能宰殺,所有權屬于師后勤部,因此連里另外辦了個自留養豬場,沒多久我成了這個豬場兩個飼養員中的一員(另一個是經濟系的吳頤恩,綽號“小老虎”),我們兩人用當時流行的糖化飼料養了九頭大肥豬。自種的蔬菜長起來了,自養的禽畜長大了,加上我們有不少烹調高手(例如中文系的王長發、周榕芳等人)做炊事員,伙食自然就逐漸改善并且越來越好,餐餐四菜一湯,天天菜不重樣,以至在全師出了名,師長和幾位副師長都來視察,把我們的經驗,向全師所有的大學生軍墾連隊推廣,并讓各連派人來我連取經。武山農場新來的廈門大學學生連和武漢高校學生連,更是徑直到我們北大連索要各種菜苗與種子。

    在武山農場,我們特別注意同地方搞好“軍民關系”。農忙時節,自己再忙也要抽出兩三天時間幫附近的生產隊插秧割谷,并謝絕任何招待。農閑時還參加當地滅釘螺防治血吸蟲病的水利工程。因此,當我們需要用耕牛的時候,連里派我這個對外聯絡員同大隊交涉借牛事宜的時候,每次都不會空手而歸。1971年春節,大隊支書帶人敲鑼打鼓給我們送來幾大挑諸如年糕、鮮魚、蓮藕等等年貨,我們連則派文藝隊,到大隊各個自然村傾情演出。元宵節的時候,我們武山三個學生連聯袂搞了場文藝晚會,節目有樣板戲、采茶劇和一些歌舞曲藝以及器樂演奏等節目。當地民眾說從來沒有見過這么精彩的節目,沒有見過這樣能歌善舞的年輕人,姑娘小伙對我們更是投以欽羨的目光。

    唯一同地方鬧不愉快的是70年雙搶的時候,一隊人馬頂著烈日敲著銅鑼押著一個小孩游行到我們連隊駐地。我們一群人上前詢問,一個干部模樣的人回答說,這家伙詆毀工作隊破壞雙搶戰斗。我們要他說得詳細些,他說這人是地主崽子,仇視共產黨,工作隊下田間督促檢查生產,他誣蔑是好吃懶做、指手畫腳,煽動社員不聽工作組指揮。我們問被綁的小孩是不是學生,說了工作隊什么壞話,他回答說讀初中二年級,因為說工作隊隊長有點象課文“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這才挨捆的。聽后生物系的吳明輝(現任江西省發改委主任)強行給他松綁, 并警告領隊者不準再這樣胡來,否則的話,我們就到程世清(當時的江西省委書記,革委會主任)那里告你們違反政策,說得那人喏喏而退,帶著人悄悄離開了。事后我奉命向羅支書匯報這件事,羅支書笑著說只有你們大學生敢這樣對待工作隊。我們是不敢。

    71年春天,場部動員我們到周邊村莊收集牛糞漚肥備耕,老百姓對我們四下出擊的搶肥行為,非但沒有責怪,聽說各生產隊還以大學生為榜樣,掀起了積肥備耕的熱潮。70年冬我們連在井岡山野營拉練一個月,大家以紅軍為榜樣每到宿營地就先為老百姓做好事,走的時候,還留人一家家征求意見,看還有沒有違犯群眾利益的事情,永新、三灣、寧岡、茅崗、茨坪等地的百姓,沒有不夸獎我們這些北大學生娃的。

    我們到農場接收“再教育”,但 “再教育”不是單向的。三位排長(兩位姓梁一位姓高)在部隊時是班長,由于是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便都官升一級派到我們連。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儼然以排長自居,對我們這些“戰士”大呼小叫,尤其是一排的那個矮個兒梁排長,平時動不動訓人,有同學身體不舒服想請假的話,他便教訓要牢記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導,不要這么嬌氣!

    但是后來排長們漸漸發生變化:我們談天說地,他們在旁靜靜地聽;秋天我們“且把武山作香山”,上山游覽,他們也跟著玩,當我們吟誦“霜葉紅于二月花”“戰地黃花分外香”“無邊落木蕭蕭下”等詩句的時候,他們便顯出肅然起敬的神情。勞動的時候,我們常玩些猜謎游戲以緩疲勞,有一次聽我們猜字謎“差一點就是媽,眼睛上長塊疤,欠人家二十三塊八,丟了人不是他”(打一成語)。他們大感興趣,猜了一個星期也沒能猜出,待我們告訴他們是“毋自欺也”后,還是不能明白,詳細解釋之后,他們大感自己的知識不足,自此之后經常向我們求教一些問題。久而久之,小排長們變成我們的小弟弟和跟班,同我們說笑在一起。71年林彪事件公開之前,我們綜合各種信息,私下猜測林彪出了事,“排長”們先是憤慨于我們對林副主席的不敬,文件傳達后對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你們北大人就是厲害,轉業后假如能上北大就好了。

    場部為了對我們進行“再教育”,幾次請當地的老貧農來場憶苦思甜。每次報告結束后,愛把“進行”一詞當口頭禪的農場沈政委(也是四野出身的東北人)都會這樣宣布:“現在憶苦思甜進行結束,請老貧農下臺!”我們無不暗笑。我實在不忍心老政委的用語一直這么錯下去。一天晚上我到他家向他指出,“進行”這詞不要總用,“下臺”有滾蛋的意思,應該用敬語“退席”。老政委紅著臉說他是個老粗,不會說話,很感謝我的提醒。他豁達地說:你們要接受再教育,我們也要接受再教育。戴指導員和吳連長畢竟文化水準高些,他倆從來沒有小瞧過我們,越到后來越對我們少用教訓語氣。連長后來因追求起我們一位女同學,被指導員告發到師部,退伍轉業,臨行前與幾位平素來往多的同學喝酒談心,醉意朦朧地說,你們接受再教育,我們也接受你們的再教育,什么時候我們能挨上你們北大人的邊就好了。

    大學畢業都是二十多歲的人,自然都有愛情的渴望和情欲的苦悶。有對象的不能回家完婚,結了婚的,也沒機會過夫妻生活。有一天上午,廈大學生連的一位男同學突然往我們連隊跑,并迅速躲進我們宿舍樓,這時一位中年婦女追趕過來,一邊跑一邊喊叫:“你一定要給我五元錢,一定要給錢!”我們攔住她問為什么追著人要錢,她說她在山坳里割柴的時候,看見這男人在草叢里壓著一個女人干那事兒,一大早碰見這事很不吉利,要到錢才能消災。我們一位同學掏出一張五元票子將她打發走了,廈大的那位同學紅著臉出來,說他和老婆,是一個連隊的,求我們不要把野合的事同他們連隊說,我們自然答應。大家沒有笑話他,同情他的無奈。 戀愛在農場是合法的,可謂是硝煙四起,戰火連天。連隊內部不用說,有的男生還同地方上的女子戀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指導員和連長一律不加干涉,相當開明,只是要求必須光明正大,決不能出現傷風敗俗的事。他們還允許已結婚的家屬來連隊探親,例如在鯉魚洲五七干校勞動的北大中文系教師張少康老師,兩次來探望他的愛人童恒琴(東語系),連隊都熱情接待。圖書館學系的蕭鴻祥申請讓廣州中山醫學院畢業的戀人來連隊結婚,連里也同意,并為他辦了熱鬧的婚禮。后來指導員帶新婚妻子來連隊,更加重了他近百號“戰士”懷春的情緒。

    71年林彪911事件公開傳達之后,我們實在太想走上工作崗位去成家立業了,一天也不愿在武山多呆。當師部有人來農場的時候,有同學模仿《紅燈記》李玉和的唱段高唱:“手提鋤頭四下看,上級派人到武山。時間已過一年半,等待分配到何年”。就在大家熱切盼望離開武山的時候,再分配的日子很快來臨了,十月中下旬,我們我們分配完畢,丟下吃剩的半邊豬和幾十只雞鴨,分赴各自的地方報到(到了地方還要再一次分配具體單位)。當我們分到江西北部各地區的同學一同坐敞篷車到南昌,看見街上行駛的電車,一個調皮鬼故意裝出吃驚的樣子大叫:“看啦,這車子怎么長大辮子啦!”惹得路人駐足嘻笑,他們一定以為我們是一群被關押了很久剛剛放出來的癡傻犯人。

    離開武山后,與其他軍墾農場出來的同學談起來,才知我們農場是最好的,我們沒有太苦太累,更沒有遭受很多折磨與屈辱。我們十分感謝領導我們20個月的連長指導員,更感謝0484這支野戰部隊的領導,在那個極左年代,他們真是很難得。記得身高接近兩米的師長王雨來第一次來場探望我們時說的話,深深溫暖了我們快要冷卻的心:“北大的學生是天之驕子,你們不是臭老九,是國家的寶貝。你們懂的外語有英法德俄西班牙,還有日本泰國緬甸和印尼,你們中有懂原子能半導體無線電等等的,你們是人才薈萃!因此,你們不要只是勞動,還要繼續學習專業,國家有你們施展抱負的一天!”。于今,我們從武山走出來的同學,有不少專家學者、教授名師、各級官員和老總與董事長,還有作家、收藏家、出版家與外交人員等等。大家談起在武山度過的青春歲月,無不充滿懷念之情。聽說福建的一些同學去年還回到武山相聚,可惜我遠在加拿大,無緣躬逢盛會。


    作者:申家仁,北大中文系1965級3班
    退休前工作單位: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電郵地址:[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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