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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寺歲月-——陜北1976--1980感受歷史轉折
金明寺歲月 (上)

    ——陜北1976--1980感受歷史轉折

作者: 臧 振

    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命運之神把我帶到一條寧靜、貧瘠的山溝里。在河畔山坡上,有三排用石頭硬圏的窯洞,有六間磚墻瓦頂的教室,這里就是陜北佳縣第五中學——金明寺中學。1976年到1980年,我在這里度過了難忘的四年。

    2011年8月29日下午,手機忽然收到一條短信,是當年金明寺中學的學生魏生峰發來的:
“……今有一事相求:金明寺中學編學校簡史,想請您寫篇文章以添色澤,敢請命筆。”

    魏生峰的來信把我帶回到三十多年以前。那是一個夏日的傍晚,在金中二齋院前(佳縣的學校把一排窯洞叫一“齋”,第二層叫二齋,“二齋院前”就是一齋的“腦畔”上),一群學生圍坐在我周圍,一邊享受著山谷的和風,一邊閑聊。 “我編一個謎語,你們猜” 我說,“‘扇扇子’,打你們中間一個人的名字。”學生們抓耳撓腮,因為人不多,很快就猜出來了:“魏生峰!”

    魏生峰現在是佳縣教育局局長,我如果還在佳縣教書,那么就應該是他的部下了。我立即復信:“我近日甚忙,但不敢不從命。請告知截稿時間,我可安排寫作。”生峰復信:“截稿時間九月二十日。我代金中感謝您!”

    九月的那些天,我正忙著寫一篇回憶北京大學“文革”時期“批斗”和“武斗”的文章。北大的書齋成為武斗的壁壘,真是不堪回首!但因為當今中國有那么一些人士在鼓吹中國應該再來一次“文革”,逼著我不得不對現在的學生回首那段往事。聯想到金明寺中學那山溝里習習的谷風,那么寧靜的齋院,和我在這里彌補了大學時被“文革”耽誤的課程,是啊,我應該好好回憶在金中度過的寶貴時光。

    拙文《四十五年,彈指一揮間——北大文革瑣憶》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完成,發到了陜西師大歷史文化學院“數字史學網”《西岳論壇》我的“專欄”《戈辰隨筆》上。

    《瑣憶》寫到我在北大差點被別人整成“反動學生”,寫到“1970年春天,正式分配工作。我自我放逐,到了陜北窮鄉僻壤深山老林中,心存一絲幻想:有朝一日,‘天子駕崩,大赦天下’。”

    魏生峰讓我寫的《金中歲月》,正好可以作為《瑣憶》的續篇。至于交稿時間,只好請他們再寬延些時日。在金中時,記得曾有學生問我:“你北京大學畢業生,怎么到了我們這里?”我怎么給他講得清楚呢?想到自己在所謂“最高學府”的經歷,就說:“那個畢業證,我真想把它扔了!”后來學生中間就傳,說我是因為丟了畢業證,流落到此。我也不想解釋。不過,三十多年過去,現在我可以解釋了。


    1963年,懷著一顆虔誠而火熱的心,從家鄉來到偉大祖國的首都,來到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邊,在有著“民主與科學”光榮傳統的北京大學讀書,那是何等幸福!可是我在這里,不出兩年,已經被人暗里定成“對黨團組織不滿”的學生了!為什么?因為給團支部書記提過一些意見。第三年,背著這樣的鑒定到農村參加所謂“四清運動”, 在“階級斗爭風浪”里,又被人羅織了不少“反動言論”,其中一條竟然是說我說過“‘毛主席萬歲’是反動口號”!了解“文革”時期“紅色恐怖”狂熱氣氛的人都知道,這一條就足夠置我于死地了!當然這一條純粹是斷章取義。我的原話是在替自己辯解時說的。我說:捕風捉影,歪曲我的本意,這樣一來,即使我喊“毛主席萬歲”,你也可以說我喊的是“反動口號”。此言一出,又被人掐頭去尾,成了上面那條“罪狀”,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這些情況,我在上面提到的《北大文革瑣憶》里面已有詳述,這里就不贅言了。

    我在佳縣一共工作十年。1970年到佳縣,縣革委會張繼先同志把我分到南區他家附近的黑水坑中學(坑鎮中學、佳縣四中),在那里“乘”了三年。1973年,因我在佳縣安家落戶,婆姨是北區方塌公社學校教師,于是被調到北區的通秦寨中學(通鎮中學、三中)。1976年,根據毛老人家的“五七指示”,佳縣在金明寺辦起了“五七大學”。 這是當時佳縣的“最高學府”。因為這里只有一條通向煤礦的土路,距縣城七十里,沒有公交線,一般教師都不大愿意去。我立即請纓,到“五七大學”當上了“教授”。不久,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臺。第二年,“五七大學”恢復了原名:金明寺中學(金中、佳縣五中)。

    所謂“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信中說:“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1968年7月21日, 毛澤東又批示道:“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到了七十年代,“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成了各地學校“教育革命”的指導方針。當時的金明寺中學的校長張文學,帶領學生把學校對面一個陡峭的山坡綠化,栽滿了楊樹,取名半坡山;在旁邊山溝里種上梨樹、棗樹、蘋果樹,辦起了“林場”;在金明寺后溝,向鄉里要了幾十畝地,辦起了“農場”;又從外地引進梅花鹿,辦起了“鹿場”;學校周圍和校園里種著一排排生長迅速的“九大楊”,濃蔭遮掩,生意盎然。這些情況,令一心想“隱居山野,與猿鹿為友”的我頗為向往。當了解到縣政府決定把這里辦成“五七大學”,從農村青年中招收“工農兵學員”,開辦農班、林班的時候(不久又招收了水電班),我就毫不猶豫,來到了這條僻靜的山溝里。

    那時的山外,還在進行著毀滅文化的“大革命”,不過已接近尾聲。在這僻靜的山溝里,批判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的標語還在路邊的土崖上留著,學校每天早上讓所有教師坐到會議室,學一個小時《毛著》,“雷打不動”,叫做“天天讀”。對于我這個帶歷史和政治課的老師來說,絲毫不覺得為難,我也因此當上“學毛著積極分子”,到縣城參加大會,吃了幾頓好飯。對于其他教師這可就難堪了,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捱過來的。

    九月九日,也就是我來金明寺兩個月,晴天一聲霹靂:天子駕崩——毛主席老人家去世了。在佳縣這個“《東方紅》頌歌的故鄉”,老百姓怎樣想的?我不清楚。只覺得山溝里平靜得和往常一樣。記得上級發下來黑袖套和別針,教師們都給老人家戴了孝。但我記得此前約一年,通鎮中學廁所墻上曾發現“打倒毛主席”的“反動標語”,公安局的人在師生中折騰好多天,沒有結果。

    要知道,金明寺周圍,在不到三十年前的1947年7至9月,毛主席率領中央機關轉戰陜北時,曾在這附近度過了最為關鍵的一個多月,指揮了沙家店戰役,扭轉了西北戰局乃至中國歷史的車輪。

    這一個多月,可以說是金明寺周圍這片土地開天辟地以來最輝煌的時刻。作為曾經在這里教歷史的老師,不可不回味一下這段歷史。

    1947年3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率二十三萬人馬閃擊延安,企圖一舉消滅陜甘寧邊區。中共中央撤離延安,以代號“九支隊”轉戰陜北。由彭德懷率西北野戰軍二萬多人,運用毛主席提出的“蘑菇戰術”,(在崇山峻嶺間運動,拖到令敵十分疲勞十分饑餓,伺機殲滅敵人有生力量),3、4、5月,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殲敵萬余,繳獲大量戰略物資。8月7日,西北野戰軍包圍榆林。蔣介石急飛延安,與胡宗南決策以董釗第1軍、劉戡29軍八個旅向綏德佳縣急進,靖邊鐘松36師馳援榆林,企圖將西北野戰軍和中共中央機關殲滅在無定河以東黃河以西狹窄地帶。8月12日西北野戰軍撤榆林之圍,隱蔽在歸德堡、鎮川堡一帶待命。九支隊急向東行,吸引劉戡部趕到黃河邊。8月16日,九支隊從米脂印斗公社(上世紀50-70年代叫“公社”即現在的“鄉”)陳家岔進入佳縣境,經烏龍鋪到達神泉公社曹家莊。8月17日,劉戡七個旅由綏德義合北上到達神泉堡、佳縣城。神泉距曹家莊不到十里。此時,董釗由西南趕向米脂,鐘松由榆林南下米脂,企圖在榆林米脂佳縣三角地帶(即金明寺以西以南數十里內)合圍我中央機關。九支隊急由曹家莊轉移,冒大雨在古城、馬家墕附近渡過正在猛漲的葭蘆河支流,向北上山。連夜急行軍到達西山公社白龍廟,稍事休息,18日轉向西北,溯五女川急行到達朱官寨公社楊家園子。19日到梁家岔。20日佛曉,沙家店方向傳來轟隆的炮聲,戰斗打響了!

    且說36師鐘松自以為援榆林解圍有功,揚言只需他就可 “結束陜北戰爭”,率師部及165旅冒進至沙家店,卻不知我軍在沙家店以北山上布下了“口袋陣”。20日戰斗打響,下午二時教導旅和新四旅在常家高山圍殲敵123旅。同時,西北野戰軍三縱在烏龍鋪和沙家店之間的當川寺阻擋了劉戡兩個半旅的增援。黃昏攻下沙家店,至21日戰斗結束,殲敵師部及兩個旅6000余人,擊潰了蔣介石對陜北的“重點進攻”。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首長來到彭德懷指揮部——前東元,參加慶功大會。毛主席告訴大家,就在這些日子里,在全國戰場,解放軍由內線作戰轉到外線作戰,由戰略防御轉入了戰略反攻。

    沙家店戰后,中央機關在朱官寨住了將近一月,毛主席發表了《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9月21日離朱官寨,東南行至張家崖窯,停留兩天,9月23日到神泉堡,10月17日毛主席到佳縣城,18日去譚家坪,參觀峪口紙廠,住南河底。19日逛白云山。11月2日回到神泉,14日離神泉到閆家峁,20日到烏龍鋪 ,21日離開佳縣,到米脂申家鹼,22日進駐楊家溝。
    統計:毛主席率中央機關在佳縣停留98天。最關鍵的行程——從曹家莊到東元上,是在金明寺周圍完成的。

    前東元,在金明寺西二十余里。梁家岔,在金明寺西北三十里。楊家園子、朱官寨在正北十余里,張家崖窯在東十里,白龍廟在東二十余里,曹家莊在東南不足三十里,當川寺在正南三十里。沙家店戰役主戰場,在金明寺西南方向四五十里那片山地。

    我一直在捉摸:老蔣為什么打不過老毛?

    學校請了時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1947年時的中共葭縣縣委書記張俊賢來做報告。張書記佳縣人,曾任工農紅軍陜北游擊隊支隊政委,很懂打仗。他著重講到,糧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大問題。

    這里我們還得回顧一下5月2日的蟠龍戰役。蟠龍鎮是胡宗南的后勤補給基地。當時胡宗南判斷中共中央機關及西北野戰軍主力在綏德地區并要東渡黃河,遂令其主力急速北上綏德,并令榆林駐軍南下,企圖南北夾擊,將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戰軍消滅在葭縣(佳縣)、吳堡地區。5月2日,胡部主力進占綏德,其實中了調虎離山計。當晚,西北野戰軍對蟠龍發起突然襲擊,殲敵6000余,繳獲面粉1萬2千余袋、服裝4萬余套及大批武器、彈藥。此后,蔣介石不得不派飛機給胡宗南部空投鍋盔(大餅)。為防止敵人得到糧食,我方糧食大部散藏在群眾中,群眾疏散進山,糧食不易找尋。西北野戰軍和九支隊有“供應處”,負責與地方政府聯系糧草。胡宗南二十萬大軍被西北野戰軍和九支隊拖到陜北千山萬壑中,就掉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疲勞無糧,必敗無疑。

    沙家店戰役打響前,毛澤東、周恩來找到張俊賢,問地方政府能給兩萬人提供幾天的糧食?張俊賢說:“把堅壁的糧食找出來,夠部隊吃一兩天。”“如果兩天不能結束戰斗怎么辦?”張俊賢想了想,說:“殺驢!”“那不會影響老鄉種莊稼嗎?”“不會,老鄉可以用鋤頭掏地。”主席和周副主席點點頭:“這仗可以打!”結果是戰斗很快結束,沒有殺驢。

    聽到這里,我深深感到,那時的老區人民是豁出命來支持共產黨和解放軍的,這里的人民對于中國革命是有過特殊貢獻的。老蔣以為憑借武力可以消滅一個得到人民擁護的黨、軍隊和政府,的確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三十年后,當我來到這條僻靜的山溝的時候,老百姓的生活卻處在極端貧困之中。

    70年代初,我在黑水坑街上看見有捧著飯盆討吃的浮腫病人,大為驚奇,那是59-61“三年困難”時期我在成都街上常看到的形象啊,這里怎么還這樣?由于周圍四十里只有這一所中學,我的學生大多住校,從家里揹來“炒面”,摻了水“擰”成糊糊充饑。“炒面”以糠為主,加一些栆、炒黑豆粉甚至連同栆核和玉米芯磨成粉。一次我到馬蹄塌學生王振旺家訪問,家長為招待我跑遍全村才借到一斤多麥子,隨即磨粉搟面。后來我就帶上糧票和錢,家長尊師,堅決不收,后來我就不再“家訪”了。老師們其實也處在饑餓中,上完課就蹲在腦畔等開飯。我發現,和我住一間窯洞的高加樂老師怕我笑話,背著我“擰”炒面吃,我就請他幫我買幾斤,我也“擰”,但是我加糖。

    70年代中期我調到通秦寨,對農村狀況有了更多了解。為什么挨餓?村干部說是“窮山惡水,十年九旱,地少人多”。學生家長告訴我:“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這才說到了點子上。那時候村村辦“政治夜校”,干部在上面講,“社員”在下面頻頻點頭(打瞌睡),什么“林彪笑話(效法)孔老二,他連孔老二也不如”,什么“宋江其實是投降派”,似懂非懂,講到“批林、批孔、批《三字經》”,一下子來了精神:“批糧?批款?批三十斤?”上面又批下來了救濟!天天晚上攪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干部把社員轟上山,自己在村里“準備講稿”,完成“政治任務”。社員到了地頭,各找“陽角落”補瞌睡,準備晚上聽課。
    為什么種地不認真?直接原因是饑餓,沒力氣;根本原因是集體勞動,糧食八成按人頭分配,一個全勞力一天掙10個工分,一個工分只值幾分錢,沒人肯用力。吃不飽飯怎么辦?一是在田邊地頭開墾“實邊地”偷種私收,這是“非法”的,所以又叫“劉少奇地”;二是搞副業耍手藝,或者做點小生意,掙點錢到“黑市”上買糧食,這些被看作是“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三是往外跑,尋求生路。當時正在宣傳“農業學大寨”,山西昔陽縣有個“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帶領全村修梯田、打壩堰,改變了面貌,被毛主席樹為典型,指望用這個典型解決中國農業問題,陳永貴也被提拔為“國務院副總理”。當時有個口號:“全國學大寨,普及昔陽縣”。昔陽縣旁邊有個壽陽縣,抗日戰爭時遭到日本軍隊的“三光政策”“大掃蕩”,至70年代尚未恢復,有很多空窯洞。佳縣人發現了這個地方,一傳十十傳百,紛紛遷去。政府命令村干部追堵,村干部佯裝追不上。老百姓打趣說:“佳縣學大寨,普及壽陽縣”。

    毛澤東的辦法為什么行不通?這也是我一直在捉摸的問題。毛希望靠“精神原子彈”彌補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問題。可是生產隊隊長的精神境界脫離不了他的生存條件,全國能有幾個“陳永貴”呢?

    70年代后期我來到金明寺,對于農民的貧困有了進一步認識。我在山上看書時,常見大山溝險峻的路上,有一個身手矯捷的攔羊人。他趕著羊群從我旁邊走過時,總是臉色陰沉一言不發。學校后溝的村子名叫“秦馬家鹼”,林班學生秦玉周就是這村人。我向他問起那個攔羊人,他說,那人原是隊長,在村里很有威信。因為搞“包產到戶”成了“反革命”,從勞改隊放回來后,不愿意參加集體勞動,就讓他放羊。我心想:其實他是不愿意跟眾人到山上去“哄地皮”。

    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關系,顯然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吃不飽,自發地尋求生存的途徑。他們創造的各種方式,實際上體現了百姓的需要,證明了生產力水平決定著生產關系。然而他們求生存的努力統統被政府斥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遭到蠻橫壓抑甚至政治迫害。農民貧困的原因,就在這里。

    “人民公社”這樣一種生產關系,是毛澤東一手推動創建起來的。難道毛主席錯了?

    我們知道,1947年10月18日,毛主席來到佳縣城,縣委書記張俊賢請毛主席為佳縣政府題詞,毛主席寫的是:“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他老人家為什么不來看看:革命勝利二十多年了,老區人民還處在饑餓之中!
    (未完待續)

金明寺歲月  (下)

    ——陜北1976--1980感受歷史轉折

作者: 臧 振

    “十月里響春雷”!1976年10月,“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山溝里忽然熱鬧起來,學校組織師生游行,從后溝走到前街上,高喊口號“打倒四人幫!”當喊到“打倒江青”的時候,我遲疑了一下,但隨即勇敢地舉起了拳頭。再喊的時候,我就放開了喉嚨。旁邊有一個林班的學生——大佛寺公社的劉繼平小聲問我:“毛主席尸骨未寒,就打倒他的夫人,不合適吧?”我立即回答:“江青是壞人。”“為什么?”“回去再說。”

    回到學校,校長崔殿光跟我商量:你是政治課老師,又來自北京,該了解些情況吧,給大家講講。我同意了,但是仔細想想,還不敢講江青。報告會上,只是大而化之地講了一通什么“十次路線斗爭”之類,說這是黨內生活的正常現象,新陳代謝,會讓黨更加健康云云。當然也講了一點有關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小道消息”,大家還算滿意。我知道,像劉繼平這樣的學生是不會滿意的。

    然而這個問題不能不回答。毛主席轉戰陜北時,江青曾隨行。在張家崖窯和南河底,房東都對我講到對江青的印象:她是好人啊!據后來多種回憶錄可知,當時她的任務就是照顧主席的生活,未參與任何軍事上的決策。然而,“隨毛主席轉戰陜北”本身就是她的光彩。我說“江青是壞人”,原因復雜,難給學生講清楚。現在又是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再把劉繼平的問題回答一下。

    轉戰陜北時,在艱苦危險的環境中,指揮著全國解放戰爭的毛澤東對于江青是冷淡甚至是煩躁的,江青在當時難免孤獨憂郁。早年曾經在上海灘出過風頭的江青來到延安,可以說是出于對革命潮流的憧憬,對偉大領袖的敬仰又使她成為毛主席的夫人;然而她并沒有治國平天下的學養,也沒有母儀天下的氣質和凝聚部下的能力。如果她始終有自知之明,能擺正自己的位置,那她就是大好人。

    然而她不甘寂寞,總想著要出風頭。建國以后的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江再也按捺不住寂寞,要求出來管一些事情,比如說她唯一熟悉一點的“文藝口”。當時正是毛澤東頭腦發熱,企圖帶領中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候。江青絕無規勸毛澤東冷靜頭腦多聽聽恩來、彭總等人意見的見識,卻有急于要“露崢嶸”的野心。待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把一大批開國元勛、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推到敵對的位置,打成“反黨集團”,導致各地群眾分裂為兩大派并發生了武斗的時候,作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她到處發表毫無遠見不顧后果的講話,說什么“好人打壞人,活該!”說什么“要文攻武衛”。這些講話導致全國武斗升級。當她對北京大學一派群眾組織說另一派群眾組織里“準有壞人”時,我這個被人誣陷為“說‘毛主席萬歲’是反動口號”的人就在這個群眾組織里。那時我就認定了:她才真是壞人!
    說老實話,就是因為江青對北大聶元梓們講的那句話,我自我放逐,躲到了佳縣,又躲到了金明寺。當“四人幫”剛被逮捕時,我還心有余悸。可是當偏僻如此的山溝里數百人的游行隊伍喊出了“打倒江青”口號的時候,我感覺到:我解放了!

    1980年冬,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四人幫。江青在法庭上振振有詞地說:“我跟隨毛主席轉戰陜北的時候,你們都在哪兒?”她的意思是:憑這個資歷,她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她又說,你們只知道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了六個字——“你辦事我放心”,“還有六個字你們知道不知道?‘有問題找江青’!” 這六個字是江青最后的“殺手锏”。她不想想自己有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卻自以為她有“尚方寶劍”,可以凌駕于國人之上惟所欲為。這說明她不具有現代法律知識,滿腦子帝王思想。由此也可見,她當年奔赴延安,并非追求民主共和,更不是什么獻身人類解放事業。

    毛與江的根本區別在于,毛有“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理想,有“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的動機。毛的文章《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等影響了一代有志青年的人生觀、世界觀。我自己對中國革命的了解和對毛的敬佩也就是在閱讀《毛著》的過程中形成的。
    那么,毛究竟有沒有錯?錯在哪里?

    這似乎不是我所能考慮的問題。然而從我讀中學時就開始的“學《毛著》”運動,和我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那神秘的“要言妙道”的向往,以及當下作為政治課和歷史課的教師,使我從四人幫倒臺的76年到78年夏,把閱讀的重點從古書轉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那個年代,幾乎每個學校的圖書室都有多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選集》,我自己大學時在海淀舊書店也買過不少單行本,武斗時幸虧沒有丟失的,比如《共產黨宣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哲學筆記》,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等等。由于“文革”中曾經與研究生學長住在一起,學到一點讀書治學的門徑,懂得比較版本,研究序言、后記和注釋,因此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毛在花甲之前成功地領導了中國革命,那是基于他對中國社會的深切了解。五十年代之后,毛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中步入歧途,那是因為他以俄為師,認為列寧、斯大林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卻不料這條路線已經離開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同時,毛的知識結構和戎馬生涯又使他缺少現代政治觀念的熏陶。1956年,當蘇聯人開始認清斯氏錯誤的時候,毛卻一意孤行,搞起“反修防修”,要“揪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他忘記了自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中闡述的思想,陷入了他自己曾說過“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他自己曾經批判過的“‘左’傾空談主義”。所謂“‘左’傾空談主義”,就是在以反封建專制為主要內容的民主主義任務尚未完成之時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開足馬力廢除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把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提上日程,甚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結果是民主主義任務被拋到腦后,社會主義的經濟也到了崩潰的邊沿。最后他又發動“文化大革命”,給國家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

    與上面所說的錯誤相關,毛的另一個錯誤是:對于從奪取政權到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之前,這個階段的國家職能是什么?他缺乏正確認識。在這點上,毛顯然又受到蘇俄的誤導。列寧說,從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到完全消滅資產階級,“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斗爭空前殘酷、階級斗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三卷200頁)毛據此走向了“階級斗爭萬能論”。他認為不論是經濟問題還是思想問題,“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看的呢?恩格斯在批評杜林的“暴力論”(所謂“一切經濟現象都應該由政治原因來解釋”)時就說到:“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國家的基本職能,就是要緩和沖突,保持秩序,使不同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毀滅”;至于消滅階級,“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最后迎來“國家的消亡”,實現共產主義,這些任務的完成,是在有了經濟基礎之后的一個自然的逐漸的過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那么,中國的下一步該如何走?

    請不要笑,在金明寺的山溝里,我就清閑得可以琢磨這些個問題。
    但是以我的學力、知識,遠遠不足以科學地解答這樣的問題。如果有機會深造,如果可以繼續學習的話,我會繼續把“書呆子”當下去。

    機會來了。
    1977年恢復高校招生,1978年7月我被抽調去陜西師大批閱高考歷史試卷。同組的老師問我為什么不考研究生?我還真沒有想過,覺得自己差得很遠,尤其是外語幾乎忘完了。第二天,幾個老師拿來了當年的歷史試題,的確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難。我決定考!
    在西安收集了當時所能找到的俄語教材和語法書,回到那寧靜的山谷,從字母開始回憶。
    沒有想到的是,另一個令不少教師羨慕的機會也來了:榆林地區教育局發文件,調我去榆林工作。原因是,他們在通鎮中學聽過我講課,他們來金明寺中學(前“五七大學”)視察時,又看到了我寫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常識講義》和《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他們竟然沒有跟我商量就發文,想不到我會不愿意去。我說,父母年事已高,身體不好,我希望回家鄉去。其實,主要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不適合做行政工作,我連個班主任都當不好。
    1979年,四川大學沒有錄取我,據說是考得不錯,但是只有兩個名額;如果收三個,就有我了。1980年再次報考,但是我報考的方向川大不招生了。問為什么?回答說是去年多招了兩人,占了今年的指標。
    啊,我領教了。
    于是我報考了南京大學。恩師劉毓璜先生接納了我。

    1980年8月我離開了金明寺,怎么離開的我記不得了。但是所有老師的名字,還有不少學生的名字我還記得。尤其記得和老師們在一起勞動的情景,記得下課時間跟學生們斗雞、摔跤的情景。當然也記得回答了學生們天南地北古往今來各種問題時我的得意和學生們滿意的神情;要詳細寫這些的話,可以是一本小說了。

    也有學生記得我離開時的情景。2010年秋,我收到一本書,叫《荒原獨語》(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是金中80屆學生白鳳鳴寫的散文集。其中有一篇題為《老師》,寫的竟然是我!我被人記得啊!文章的最后,白鳳鳴寫道:
    “老師上研究生的日子一天天近了。走的時候,老師倒是坐了一臺去縣城的手扶拖拉機。那天學校的老師們和很多學生都去送他。那機手見人很多,就做出很瀟灑的樣子,將油門兒加大,一松離合器拖拉機就冒著黑煙顛竄著向前走了。那天我也去了學校送老師。塵土和拖拉機冒出的黑煙中,我看見老師幾次用手扶了扶他那一刻不能離開的眼鏡。……”

      臧 振 2012-2-13 三亞 美麗新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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