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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溜溜的云--追憶聶永泰/極左猛于狼的歲月
一朵溜溜的云

作者:陳煥仁 


    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啊,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喲,月兒彎彎,康定溜溜的城喲-------
每當我聽到這首康定情歌,我的心立刻就會飛回康藏高原,飛到康藏高原跑馬山下的康定。我仿佛立刻看見了高原峽谷中那座康定城,看見了城對面那座跑馬山,看見了跑馬山上終年飄浮著的那朵溜溜的云,它是那樣的潔白,那樣的飄逸,那樣久久地依戀著跑馬山,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城。我立刻就會感到,跑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不就是我的同學聶永泰嗎?

    聶永泰是1970年與我一道分配到康藏高原的,他完全是一個心地善良與世無爭一心追求知識專注學問的人。就是這樣一個從北京大學畢業的老五屆大學生,分配到高原6年后的1976年3月,在雪山上卻被惡狼活活地撕吃了!這事雖然已經過去25年了,每當我想起這件事,眼前便立刻會重現那種慘烈情景:高山上的殘雪在陽光照射下正在消融,消融的殘雪中漸漸顯露出一堆狼吐出的人的骨頭,雪地里人骨旁有一付玳瑁色的舊眼鏡,一堆狼吃人拉下的屎,屎里夾雜著一些勞動布襟襟,遠處雪地里有一只非常熟悉的舊書包和用毛巾織成的飯盒袋,雪地里還有一只空飯盒,兩只吃光了牛肉干的空塑料袋。

    聶永泰是北大技術物理系畢業的高材生,在那個視知識為罪惡和視人才如糞土的特殊年代,在那個知識貧乏荒漠的高山雪原中,他像一只凍僵了的小綿羊,毫無反抗之力活活地被狼吃掉了。25年來,每當想起聶永泰被狼吃掉的情景,我的心就不停地顫抖,思緒不由得又回到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問:“難道我們真的有過狼活活吃掉大學生的年代!?”

                          (一)

     那是1970年的3月,春天就要來到祖國大地。可我們北大的十幾位畢業生,卻冒著初春的嚴寒,告別了3年多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告別了首都北京和毛主席親自抓的“六廠二校”(二校即清華、北大),告別了對我們進行再教育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從北京坐火車到達成都,被安排在四川省大中專畢業生分配辦公室招待所,靜候哪天有車將我們捎到康定。

    我們住的招待所在杜甫草堂內,那是一間間席棚作頂廢報糊壁潮濕陰暗的土屋,白天破舊的扳壁擋不住料峭的寒風,夜里成群結隊的老鼠在頂棚上打派仗。我們這些經過文化大革命“戰斗洗禮”的學生,當年曾經沖鋒陷陣“革”過別人的“命”,打過長達兩三年之久的派仗和武斗,經過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再教育,全然沒了當年那種“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氣勢,一個個將自帶的被褥鋪在招待所滿是臭蟲的上下床上,垂頭喪氣地鉆進各自的被窩里,暗自唉嘆上當年大學是“進錯了歷史房間”,辛辛苦苦讀了十七八年書,最后戴上一頂沉重的“臭老九”的帽子發配風雪高原,接受貧下中牧的再教育,繼續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

    整天閑得無聊,又不敢對“革命”分配路線表示絲毫不滿,我一個人來到毛主席當年視察草堂留下光輝形象的竹籬和墻上的“草堂”二字前,背后突然響起了一個陌生的聲音:“這草堂,是杜甫當年離開長安輾轉來到成都,朋友資助他建起來的。杜甫在草堂住了好幾年,寫了不少著名的詩篇,最著名的就是那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我不禁回首身后,發現身后站著一個人,這個人戴著一付玳瑁色的舊眼鏡,長得胖篤篤的,一付憨厚老實的模樣,手里拿著一只舊書包。后來我才知道,這個人就叫聶永泰。我從北大哲學系畢業,聶永泰是北大技術物理系的學生,雖然在學校彼此并不認識,但從北京到成都的火車上,聶永泰已經給我留下了與眾不同的印象。我們這些“六廠二校”的學生,畢業分配會上全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把“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安家”喊得震天響。可是一旦拿到畢業鑒定和得到分配到康藏高原的分配通知書,離開了再教育我們的工人和解放軍,離開北大踏上去高原的征途,久已壓抑在內心深處的牢騷就像開閘的洪水一樣奔泄出來。火車從北京一開動,我們就在車廂里罵開了娘,再也不怕哪個把這些不好的表現寫入畢業鑒定用分配來懲罰誰了。聶永泰一直沒有參與我們的罵娘,他不是靜靜地坐在那兒看書,就是不停地幫助列車員掃地或摻開水。從首都北京一下發配到康藏高原,人人都有一落千丈之感。聶永泰面對這人生的巨大轉折卻處之泰然,心中全然沒有我們一樣的罵娘和牢騷。

    我們在草堂招待所苦等了三天,終于候到兩輛運送鹽和煤油進高原的大貨車,正好可以將我們捎進高原。省大中專學生分配辦公室,叫我們各人將各人的行李背包放在大貨車的食鹽包子和煤油桶上,一伙北大清華的老五屆大學生,與四川音樂學院附中和四川美術學院附中以及峨嵋中藥學校的中專生,一個個爬上貨車車廂,躺在各自的行李上,如同車上的一只只食鹽包子和煤油桶,由兩輛大貨車將我們一并捎去康定。汽車進入雅安之后,山路又險又滑,顛簸在大貨車食鹽包子和煤油桶上的行李上的我們,一不注意隨時都有從車上摔下山谷粉身碎骨的危險。我們一路唱著歌,不少人在歌聲中痛苦地搜腸刮肚地嘔吐。傍晚時分,我們好不容易趕到二郎山下的天全縣城。我們在天全縣城住了一夜,第二天翻過白雪覆蓋云遮霧繞海拔2500多米的二郎山,晚上終于到達了殘雪未融的康定。

    3月的川西平原已經春意融融,海拔2700多米的康定卻完全是一派寒冬的景象。康定坐落在高原峽谷之中,折多河穿城而過,木樓扳壁的大街雪風刺骨,四周山上處處可見積雪,流經城中的折多河還未完全解凍,城里到處是一派蕭條冰涼景象。我們一到康定就感到頭昏腦脹,一邁步走路就直喘氣,年紀輕輕全都有強烈的高原反應。康定已經分來不少大中專畢業生,全都滯留在康定等待分配到“關外”各縣去。康定再也沒有我們住的地方,州分配辦公室就將我們分別安排住在州幼兒園和喇嘛寺里,在寒冷的地上鋪上木板,木板上鋪上豌豆草,我們在豌豆草上各自鋪開被褥,困在這里等待著再分配。

    每天早晨迎著刺骨的寒風,我們到折多河邊用冰冷的河水刷牙洗臉。在雪地里走一個多小時,我們走到十幾里遠的二道橋排長隊洗溫泉洗去旅途的疲勞。中午和晚上,我們到分辦指定的食店去吃兩頓冷冰冰的受氣飯。天不黑就紛紛回到幼兒園和喇嘛寺里,各自鉆進冷冰冰的被窩里,用被子捂著兩腿在沒有電燈的黑屋里黑說聊天。

    在那些等待再分配的日子里,我們除了整天緊張地到分辦去哀求別人,一個個就呆在幼兒園里坐在地鋪上學習中央關于解決四川問題的87號文件,接受州分辦對我們的民族教育,聽取關于甘孜州的情況介紹,提心吊膽地等待著不知還會從康定分配到高原什么地方。我們這些當年在天安門廣場高舉紅旗揮動毛主席語錄口高呼“萬歲!萬萬歲!”的熱血青年,在學校經過工人和解放軍的再教育,然后發配到寒冷荒漠的風雪高原,我們再也沒有往日那種萬丈豪情,在冰涼的現實面前我們的頭腦漸漸地清醒了,不再在再分配中高喊什么豪言壯語,全都把留在高原當時最現代化最繁華實際上非常落后的康定,當成自己再分配的首選。身上尚有一點點派遣費的同學,偷偷地不惜血本買來緊俏高價香煙,笨嘴拙舌地去討好賄賂分辦官員,其他人都挖空心思以“專業對口”為由,整天苦苦地纏著分辦官員以“專業不能對口”為由,不愿再分到“關外”說什么也要留在康定。

    在整天進進出出州分配辦公室的學生中,那些天我卻始終不見聶永泰的身影。在那個決定每個人命運的關鍵時刻,聶永泰似乎根本不曉得還有再分配,那幾天他一直傻乎乎地呆在幼兒園里不動。我們住的州幼兒園沒有電燈,夜間同學們跑廁所全靠帶來的很少的幾只手電筒。聶永泰整天坐在自己的地鋪上,專心地擺弄著他那臺手搖發電機。

    3月康定的夜晚又黑又冷,我們每天從食店吃過晚飯回來,早早地鉆進自己的被窩里取暖,觸景生情七嘴八舌地談起了北大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專業對口”原則。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四個面向”(面向邊遠地區,面向農村,面向工廠,面向基層)的分配路線,當時的北大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將北大各個專業畢業的學生,不論專業能否對口,統統分配到農村、基層和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有人對這種分配路線提出了質疑,希望多多少少還是應該考慮專業對口。在全校畢業分配動員大會,這種“修正主義分配路線”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工宣隊的一位女副總指揮在大會上說:“什么專業對口?就是要槍口對炮口,一切專業只對階級斗爭這個口!”
我們到康定的第二天晚上,同學們正躺在被窩里“黑說”工宣隊這個“革命專業對口”原則,屋角里突然亮起了電燈。黑夜里突然見到了光明,同學們一個個全都興奮不已,細看才是聶永泰正手搖著他那臺手搖發電機,在黑夜里為我們送來了光明!

             (二)

    1970年3月31日到達康定,我們在康定接受教育和等待再分配呆了7天。當時只有56萬人口的甘孜州,已經分配來大批大中專畢業生。全州沒有什么工業,科教文衛事業規模小得可憐。56萬農牧民散落在20多萬平方公里風雪高原的山寨里和帳篷中。把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生分配到高原,是考慮到高原這種艱苦環境更有利于我們的思想改造,從來就沒有考慮什么“專業對口”。但是,北大一伙大學生高舉“專業對口”的旗幟,天天與分辦官員軟磨硬纏,結果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4月8日公布分配方案:地球物理系的鄧新民,分配到爐霍縣廣播站,從事有線廣播的栽電桿和布線。技術物理系的梁正路,分配到瀘定骨粉廠,燒鍋爐和收牛骨頭制作肥皂。化學系的黃敏分到康定制藥廠,挖黃荊條根根熬制黃連素。地質地理系的洪漢凈,分到高山上的云母礦當工人。中文系的景仁玲和數學系的董玉明準夫婦分到雅江縣,景仁玲榮任公社文書,董玉明隨著公社社員去修公路。物理系的葉成炯分配到洗毛廠,在車間里洗牦牛毛。歷史系的丁秋云和程績高,分配到稻城縣教小學。物理系的吳喜之和沈慶婉,分到得榮縣郵電局守總機。數學力學系的尹丹萍,分配到康定水電廠搞施工。我與國際政治系的鄭輝和中文系的向榮華,榮幸地分到甘孜報社印刷廠勞動。地質地理系的何熙平和地球物理系的呂貴選,分到州地震辦公室------。

    聶永泰的分配完全出乎意料,他被分配到最邊遠最荒漠的石渠草原放牧牛羊!

    對聶永泰的這種分配顯然欠公平,北大同學紛紛為他憤憤不平,我們一齊去找州分辦的官員,怎么能將一個北大技術物理系畢業的學生分配到草原上去放牛羊?聶永泰面對這個分配卻顯得異常平靜,不僅沒同我們一道去同州分辦抗爭,反而無動于衷地呆在屋里擺弄著他那臺自制的星像儀。聶永泰坐在鋪里反反復復地測算,康定那幾天會不會觀測到彗星?

    我們都為聶永泰那種“皇帝不急,太監急”的表現而大為生氣,吃過晚飯一個個失望地依著幼兒園的欄桿,毫無目的地仰望著城對面白雪覆蓋的跑馬山,心里直為聶永泰一個人孤零零地到茫茫的石渠草原放牛羊而擔心。聶永泰卻像根本沒有那回事一樣,他坐在地鋪上一直在埋頭測算。傍晚時分,他終于算出了一個道道,突然興沖沖地從地鋪上站起來,手持那個星像儀,來到我們身旁,他驚喜地對我們說:“今天晚上,在康定可以看見彗星!”我們全都不把他的說法當回事。在決定人生命運的關鍵時刻,當天晚上康定看不看得見彗星關我們屁事!不少人都覺得聶永泰真是莫名其妙,對他的宣布報以冷眼,誰不把當晚會不會真的看見彗星放在心上。

    還是有幾個與聶永泰同系的同學,他們知道聶永泰對天文地理都有廣泛的愛好,當天晚上還是同聶永泰一同好奇地爬了起來,在聶永泰說的那個時刻和方位,半夜里我們果然在康定看到了彗星!

    我們第二天就以聶永泰能夠自制手搖發電機和推測出康定看到彗星為由,堅決要求州分辦將聶永泰改分到康定農機廠。分辦官員對聶永泰的發電機和星像儀一一驗明正身,又當場看了聶永泰的表演,也覺得聶永泰還是有些名堂,這才同意將他從石渠草原改分配到康定農機廠當工人。

                       (三)

    我們這伙分配到高原的大學生,絕大多數人都用非所學和學非所用,不少大學畢業生做著小學生都可以做的工作,一個個既精力過剩又閑極無聊,心中就有不少苦悶,工作之余常常聚在一起吹牛聊天。聶永泰偶爾旁聽一回我們打發時光和耗費生命的閑聊。他來去從不向誰打招呼,不聲不響進屋,不聲不響地坐在那兒,聽一會兒又不聲不響地走了,不少時候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時候來的又是什么時候離去的。

    聶永泰分配到農機廠當工人,整天給電機的變壓器繞線圈。康定農機廠是個100來人的小廠,當時試生產牧場割草機。省革委從成都專門派來了支援的工人技術員,聶永泰學的核物理專業與那兒的活兒牛頭不對馬嘴,他在學校學的那些在那里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場,只能整天在車間里埋頭繞線圈。這是一種沒有文化也可以照著吩咐干的機械動作,作為北大技術物理系的高材生,聶永泰整天從事這種簡單勞動時時處處都感到精力過剩,閑暇間又不愿參與我們的閑聊,每天保質保量完成應該繞的線圈之后,平常關起門來擺弄他的那些“寶貝”,到了星期天和節假日,憑著對康定和高原的新鮮感,他總是帶著一本地圖,不是獨自爬上康定對面的跑馬山去考察山上的植被,就是沿著折多河往海拔4700米高的折多山上去追索折多河的源頭。他還先后登上了郭達山和打箭爐山,記錄民族風情和考察高原地貌。他常常徒步從康定走到瀘定,一個人跑到關外的塔公草原去看牧場。一次他從峨眉山返回康定交通中斷了,他一個人步行好幾天走回康定。當時不少工人都非常看不起“臭知識分子”,廠里也就沒有什么人愿意主動與聶永泰交往,聶永泰又是那么一個獨來獨往的性格。因而,聶永泰在農機廠繞了一兩年線圈,廠里不少人卻不曉得他的名字,有的人干脆叫他“眼鏡”,熟悉的人稱他“聶大學”。凡是無緣深入聶永泰內心世界的人,都對聶永泰獨來獨往的舉動感到不可理解,有的人還把那當成知識分子“臭”的具體表現。

    頭戴一頂“臭知識分子”破帽,每月領著42、5元工資,我們時時處處“夾著尾巴做人”。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生,當時在別人眼里完全成了不可接近的“賤民”,一個個二十四五歲大學畢業工作一兩年了,好腳好手就因為是大學生很多人都找不著對象,即使是高原上又丑又殘的根紅苗正的姑娘,都高傲地誓言終身不嫁我們這些“臭老九”。

    就在大家都為找不到對象苦惱之時,我們卻發現了聶永泰的一個新動向。同我們一道分配到高原的四川音樂學院附中的那群姑娘,當時全都集中在三道橋大隊勞動鍛煉。每到星期天和節假日,聶永泰總是一個勁兒往那兒跑,不是上山去為姑娘們砍柴,就是下山去為姑娘們挑水。我們發現之后全都懷疑,聶永泰肯定想從那群姑娘中找一個對象。我們背地里又都覺得聶永泰實在太天真太可笑。那是一群什么樣的小白鴿啊,人又年輕滿身又長滿了藝術細胞,吹拉彈唱樣樣能,雖然從成都暫飛上了高原,她們一個個在這兒,不過是借個房子躲躲雨,那天氣候只要稍稍轉暖,她們肯定又會從這兒飛走。她們這些年輕漂亮的藝術姑娘,怎么可能喜歡上老實巴腳其貌不揚的聶永泰?

    可是后來不久,我們發現那是我們對聶永泰的天大誤會。實際上,聶永泰那個時候已經在江蘇老家高郵與下鄉知識青年緒珍如定親。緒珍如是個非常漂亮的江蘇姑娘,她是聶永泰嫂嫂的親妹妹,是聶永泰嫂嫂當紅娘從中牽線搭橋,將自己心愛的小妹妹許配給了聶永泰。在那個人性扭曲是非錯位的年頭,一般的姑娘聽說對方是大學生都會扭頭就走,不會有誰那么傻,在知識分子臭不可聞的時候,睜著兩眼還會找一個大學生為對象。但是,聶永泰的哥哥嫂嫂對聶永泰太了解了,如果不是對聶永泰的內心和本質有非常深的了解,姐姐決不會將自己的親妹妹許配給高原上的聶永泰。我們知道聶永泰已經與緒珍如定親之后才明白,聶永泰星期天和節假日到三道橋,為四川音樂學院附中的姑娘砍柴挑水,完全是出于對那群遠離父母的小姑娘的一種關心和同情,其實完全沒有任何非分之想。

    1972年5月,正是綿陽百花盛開之時,聶永泰請假到了綿陽,在他哥哥家里與從江蘇高郵老家來的下鄉知識青年緒珍如結了婚。婚禮簡樸明快,由聶永泰的哥哥和緒珍如的姐姐當證婚人,彼此在一起吃頓飯,兩個人也就算結婚了。新婚之后就各奔東西,新娘緒珍如千里迢迢回到江蘇高郵農村繼續當知青,新郎聶永泰只身一人回到高原照樣如往常一樣在康定農機廠當工人。新婚之后牛郎織女天各一方,一兩年才得以鵲橋會,不是聶永泰長途跋涉回高郵,就是緒珍如風塵仆仆上高原,相聚又要說別離,過著天南海北的夫妻分居生活。

                 (四)

    北大曾經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祥地,毛主席下令向全國廣播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就是北大聶元梓等七位“左派”貼在北大大飯廳的東墻上的,北大從此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聶元梓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樹為文化大革命的旗幟,北大成為毛主席親自抓的文化大革命典型。后來由毛主席派來的遲群和謝靜宜領導的“六廠二校”,又成為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筑領導斗批改的樣扳。北大的文化大革命真是風云變幻無窮。從張承先工作組到校文革,從63軍支左部隊到8341部隊,從817廠工宣隊到新華印刷廠工宣隊,進進出出領導北大運動者猶如走馬燈。在這樣反反復復的折騰和激烈動蕩之中,北大兩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進行了長達三四年的反復較量。從全國各地精心挑選到北大來求知識的青年學生,在那場觸及人們靈魂和皮肉的文化大革命中,全都被迫停課鬧革命了,過去追求知識的行為被批判為“修正主義白專道路”。昔日著名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成為踐踏知識坑害人才最厲害的地方。

    聶永泰1963年從江蘇高郵高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大技術物理系,他在中學功課就學得非常好,是高郵1963年高考狀元。他一踏進北大這種高手如云精英薈萃的地方,就一直把北大視為實現自己攀登科學殿堂偉大夢想的天堂,一直過著“三點一線”(即宿舍——教室——圖書館)的苦行僧生活,學習成績在班上仍然名列前茅。聶永泰的求知欲是那樣旺盛,文化大革命不僅突然粉碎了他求知的夢想,而且把求知批判為“修正主義白專道路”,聶永泰完全可以像別的北大學生那樣,懷著天真幼稚的心理,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把充分旺盛的精力立刻轉移鬧騰文化大革命。昔日學知識和做學問最佳處所北京大學,一旦被偉大領袖樹為文化大革命的紅旗,立刻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批斗游行聲援不斷,參觀取經人來人往,大字報口號聲滿天飛,在長達幾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全校停課鬧革命了,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兩報一刊”文章,別的圖書統統都成為“封、資、修”大毒草,圖書館閱覽室全都關閉了。除了《地雷戰》、《地道戰》和八個樣扳戲,沒有別的什么東西可看。諾大一個北大校園,再也不剩一張平靜的書桌,能讓聶永泰靜下心來追求知識。

    聶永泰一直沒有卷入文化大革命。聶永泰在文化大革命中僅僅表現出同情“新北大井岡山”,但并不參加“北大井岡山”的派性活動。聶永泰也沒有趁著毛主席號召“革命大串聯”,像別的北大學生那樣戴著“首都紅衛兵”紅袖套,跑到全國各地去充當運動的“太上皇”,煽文化大革命之風,點“革命造反”之火。聶永泰像一個獨行俠,北大校園里不能求知了,就把求知欲望轉向大自然。聶永泰獨自一人跑遍了祖國不少地方。當年成昆鐵路正在設計修建當中,他就沿著設計中的成昆鐵路考察,甚至弄清了成昆線有多少橋梁和隧道,繪制出了準確的成昆鐵路線路圖。凡是大自然中的難點和疑點,山川河流中那些沒有解開的謎,聶永泰都要進行一番獨特的考察,試圖從中悟出道理和得出某種答案,從大自然中獲取知識充實自己的頭腦。

    分到甘孜州的一伙北大同學,無論在學校屬于“新北大公社”還是“北大井岡山”,也無論在文化大革命的兩派斗爭中,各自代表的兩種“路線”如何沒有任何調和余地,也無論在兩派短兵相接的武斗中,如何刺刀見紅拼個你死我活,兩派觀點的學生一旦一同分到康藏高原,又同為高原接受改造的“臭老九”,一個個派性和“路線是非”全都丟進折多河里去了,彼此都團結在北京大學同一面旗幟下,成為甘孜州大學生中一個團結得最緊密的群體,去與社會力所能及地抗爭,去戰勝惡劣環境帶來的困難。

    聶永泰頭腦里沒有多少校友情結,并不將外校同學看得與北大同學有什么不同,無論在工廠里,還是在社會上,與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大學生都一樣交往,對誰都以誠相待,從不與誰發生矛盾,也不與誰結盟,自始至終保存著老實善良獨立的人格,完全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凡與聶永泰認識交往的人,沒有人感到他有什么地方令人討厭。文化大革命翻騰出來的是是非非充斥人世間,聶永泰卻盡力地遠離人間是非,一門心思地埋頭自己獨自的追求。

    我曾經到過聶永泰在農機廠的住處,那是一座干打壘的小樓,在那座小樓的二樓上,有一間無人居住的破舊房間,頂多只有幾個平方米大,那就是聶永泰的居室。當年能以高分考入北大的學生,絕大多數人都非常熱心地追求知識和學問。但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白專道路”,當年以高分考入北大的學生一個個畢業后僅是如此命運,有的人也不相信知識在此生此世還會派上什么用場,一些人也就漸漸地消沉了起來,不再把精力用在追求知識,更多地把精力和心思花在怎樣才能翻越二郎山,哪怕調回內地某個大城市,即使去掃大街也比在高原白白地浪費青春好。當時在康定流行著一個口號:“生命在于運動,‘翻山’(指翻越二郎山到內地工作)在于活動。”可聶永泰那間小小的居室,卻到處堆滿了各種各樣的石頭,那是聶永泰采集的各種地質標本。房間里安裝著自制的手搖發電機,在墻壁上掛著一串串小燈泡。屋角里堆著一些書,一些陳舊的報紙雜志,摘抄的一疊疊卡片,自制的星象儀,等等。聶永泰壓根兒似乎就不懂得“翻山在于活動”,他整天八個小時的簡單勞動之后,總是背著一只褪了色的舊書包,用那只毛巾織成的飯袋裝著飯盒,飯盒里不是裝著饅頭和咸菜,就是裝著牛肉干之類的東西,馬不停蹄地在高原上跑著,去破解他心中那破解不完的謎,去尋找他永遠也尋找不完的答案,用從大自然中獲取知識的方式來打發自己過剩的精力。

                             (五)

    隨著林彪出走摔死在溫都爾汗,分到高原上的那伙用非所學的大學生,不少人的處境后來都逐漸有所改變。按照當時學非所用的大學生“歸隊”的一些相關政策,有的通過各種努力開始接近從事自己所學的專業,有的按照當時的政策“回爐”北大重新學完文化大革命中斷了的功課,學成后重新分配了專業工作,有的到黨政部門擔任了一定的領導職務。

    世界在變,別的知識分子的處境在變,聶永泰的處境卻一直沒有任何改變。聶永泰在北大學了六年核物理專業,又是那么一個愛好興趣非常廣泛的人,對知識又是那么執著亡命地不斷追求,完全是一個有強烈求知欲望有知識有抱負的年輕知識分子。可就是這么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由于他太專心于自己的知識追求和太埋頭學問了,太不注重世俗的人情世故和關注生存發展的關系,太不懂得社會完全可以左右一個人命運,太古扳太迂腐太書卷氣太理想主義了。所以,幸運的陽光始終照不到他的身上。別人都在落實政策歸隊從事自己的專業,他卻一直在康定農機廠繞線圈。如果聶永泰用他追求知識的勁頭去鉆營,如果聶永泰用年復一年繞線圈那種執著勁兒去編制關系網,編制的大網盡可以網落當時能決定他命運的一切權貴和社會名流,絕對是一個得到政策照耀和吃到糖的人。如果聶永泰把知識學問看淡點看輕點,把人際關系特別是把決定自己命運者的關系看重點,即使他不能在高原上得到重用升遷,至少也能像別的同學一樣做到起碼的專業對口!

    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誰叫聶永泰天生就是那么一個與世無爭的性格?誰叫聶永泰對知識是那么執著和癡迷?誰叫聶永泰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那個頑固的脾性始終不改?雖然聶永泰一生是那樣忠厚老實善良和與世無爭,雖然除了追求學問他從不妨礙別人,雖然面對艱苦嚴峻的環境仍然毫不消極。但是,由于聶永泰生在那個特殊年代,無論他的專業學得如何好,也無論他為了獲取專業知識曾經付出了多少艱苦卓絕的巨大代價,也無論他多么希望并一直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會不拘一格降人才,自己所學知識總有一天能為祖國為人民派上用場。現實社會卻不給聶永泰任何的關照與絲毫同情,別的北大同學的處境都漸漸有所改變,聶永泰卻始終在康定農機廠繞線圈。

    1976年2月,聶永泰回江蘇高郵探望了已有7個月身孕的妻子緒珍如,回到康定就被抽到州工業學大慶會議會務組,加班加點為會議作些服務工作。會議完了給聶永泰補幾天假,從此一連多少天人們就再也沒有見到聶永泰了。
人們開始并沒有引起什么注意。聶永泰從來就是一個獨來獨往的人,他有他的追求,他有他的精神王國。農機廠幾天見不到聶永泰,就以為聶永泰肯定又上哪個北大同學那兒去了。北大同學在康定幾天見不到聶永泰,都以為聶永泰不是在農機廠就是到瀘定或別的地方去了。直到遠遠地超過了補假時間,農機廠仍然不見聶永泰回來上班,才向康定的北大同學打聽。康定的同學這才引起警覺,于是一一向高原各地的北大同學打電話,詢問他們見到聶永泰沒有?各處同學都說沒有見到聶永泰。聶永泰是不是又回江蘇高郵去了?同學們又給江蘇高郵去電話,聶永泰根本就沒有回老家。

聶永泰會不會出事了?!

    幾個北大同學非常著急,他們跑去向州革命委員會人保組反映。文化大革命越深入,各種“反革命案件”越是層出不窮,人保組堆的案件太多了,抓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處理那些所謂的“惡攻”“炮打”“現行反革命案件”還忙不過來呢,一個到高原來改造的大學生突然找不到了,在“階級斗爭為綱”的那個年頭,不比牧場上少了一頭牦牛重要多少,人們非但不把聶永泰的突然失蹤看得多么重要,對此反而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猜測和傳言。有人懷疑,聶永泰北大畢業一直學非所用,會不會因為對自己的遭遇想不通,跑到什么地方跳崖投水自殺了?有人認為,聶永泰平常單獨活動行為詭秘,會不會是在收集什么情報,如今帶著情報出逃境外投敵叛國了!當時高原上的老叛(指1959年的叛亂)“新叛”(指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叛亂)均未肅清,少量叛亂的藏民仍然躲藏在雪山上。于是也有人懷疑,“臭知識分子”聶永泰受舊教育制度毒害那么深,會不會由于思想反動上山投奔叛匪入伙了?

    1976年3月,聶永泰失蹤一個月之后,沒有人對他會重新出現在人們面前再抱任何希望,一些人也漸漸地將他遺忘了。這時候卻從康定后面的高山上下來一個挖藥材的藏民,那個藏民告訴人們,他在高山殘雪中看到了狼吃人之后吐的一堆骨頭,那堆骨頭不遠處還有一付眼鏡,一只舊書包,一個空飯盒和兩只空塑料袋。北大同學聽到這些情況,立刻懷疑聶永泰是不是已經被狼吃掉了?幾個同學于是立即冒著大雪上山,在挖藥人的指引下,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上,在殘雪中終于找到了狼吃掉人吐的那堆骨頭,一看那堆骨頭旁的那付眼鏡,狼吃完人在近旁拉的那堆屎中滿是被撕碎的勞動布襟襟,不遠處雪地里那只舊書包,雪地里那只用毛巾織成的飯盒袋。同學們立刻完全斷定,聶永泰已經在大雪中被狼吃掉了!

    從現場的種種跡象不難想象,聶永泰一定是工業學大慶會議散會之后,趁著補休幾天假,獨自一人上了山。二三月的康定很少遇到這么大的雪,聶永泰滿以為會是晴天,也就沒有戴雪鏡,一個人帶著牛肉干獨自上了山。聶永泰上山之后卻出乎意料地遇到突降大雪,戴的那付普通眼鏡根本不能遮擋刺眼的雪光,在雪地里行走從而得了雪盲,雙目失明在風雪中從此再也辯不清方向。從現場可以判斷,聶永泰一度企圖從風雪中原路返回,但是那風實在太猛,那雪實在太大太厚了,得了雪盲雙眼失明的聶永泰,怎么也不可能辯清前進后退的路徑,在漫天風雪中根本不知路在何方?又冷又凍孤立無援地與風雪搏斗了好幾天,吃光了帶著的兩袋牛肉干,終于耗盡了最后一點力氣,饑寒交迫地凍僵倒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在他凍死和餓死之前,一群惡狼發現了雪地里凍僵了的聶永泰,將他當成大雪天不可多見的美餐,瘋狂地圍著他活活地將他撕吃著,留下了聶永泰的眼鏡、書包和飯盒袋,在雪地里吐下了那堆骨頭,在旁邊拉下了那堆滿是布襟襟的狼屎。

    聶永泰上山去干什么?不僅當時而且直到如今,人們怎么都弄不明白。有人分析說,可能是聶永泰對高山上的什么又有什么解不開的謎團,需要借補假到高山上去破解。有人認為,也許聶永泰是企圖翻越高山到哪個地方去。有人分析,聶永泰定有常人想不到的目的和特殊追求,才會獨自一人登上那么高的山。不管上述哪種分析和判斷正確,也不管還會有多少不同的分析和猜測,北大技術物理系畢業的聶永泰,分配到康定農機廠繞了6年線圈之后,33歲就在高原上葬身狼腹,這卻是一個血淋淋的事實。

                      (六)

    1976年3月,當我在四川日報社聽到這個令人震驚的噩耗,我簡直不愿意相信那會是真的!聶永泰那么一個與世無爭心地善良的人,他唯一的追求就是知識,他怎么會被狼吃了呢?難道世道竟有如此的不公平?難道老天也變得專門欺負善良老實人?我一連多少天沒有睡好覺,往日與聶永泰相處的一些情景,又一幕幕地不斷地重現在眼前。我立刻想起曾經在聶永泰那兒看到過的他的那本相冊,那本相冊上的那幅照片,那不就是聶永泰的真實自我寫照?

    那是1971年夏天的一個星期天,我到康定農機廠去看聶永泰。對于我的突然光顧,聶永泰顯得非常高興,非常好客地興奮地向我介紹展示他的各種“寶貝”之后,就給我看他的一本相冊。那是一本貼滿他從小到大的照片的相冊,記錄了他已經走過的人生道路。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那本相冊的第一頁上,不是放著聶永泰父母或未婚妻的照片,也不是他個人的單人照,而是貼著從彩色畫報上剪下來的一幅攝影作品,畫面的主體是一只綿羊,那只綿羊正在夏日水草茂盛無邊大草原上專心致志地埋頭吃草。正是草原百花盛開之時,天是那樣的藍,草原是那么空曠,草是那樣綠,四周沒有牧羊人和他們的狗,明媚的陽光下更沒有什么狼群,只有天上的白云和幾只飛翔的小鳥。在那百花盛開水肥草綠寧靜無邊草原上,只有那么一只專心致志埋頭吃草的綿羊。

    “這只綿羊不就是聶永泰的生動寫照么!”我當時看著照片就曾這么想。1976年3月,我在成都聽到聶永泰活活被狼吃掉的消息,我更是覺得,聶永泰就是相冊上的那只綿羊!
    
    怎么不是呢?

    聶永泰1943年12月出生在江蘇高郵縣城一個普通老百姓家里,他7歲開始上學,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一直是一個成績優異的學生。聶永泰性格溫順,一直埋頭功課和追求知識,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人們常說的那種“五分加小綿羊”。他即使在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分配到康藏高原這樣艱苦的地方,仍然一如繼往地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識,他是多么渴望自己能像那只獨自在大草原上埋頭吃草的綿羊,周圍沒有狼群,沒有牧羊犬的追趕,就在那風和日麗陽光燦爛寧靜的草原上,讓他專心致志地一心一意地吃草,以便將來為祖國為人民奉獻上自己的羊毛羊奶和羊肉!這是一個多么簡單純潔的渴求!可是,在那個“讀書無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特殊年代,聶永泰不僅根本不能實現這個簡單的渴求,反在風雪高原上在饑寒交迫之中活活地被一群惡狼撕吃了!

    每當我想到聶永泰活活地被一群惡狼包圍撕吃的悲慘情景,我耳邊立刻就響起孟子說過的一句話:“苛政猛于虎。”聶永泰在康藏高原活活被狼吃掉的事實,難道不會讓人們清醒痛楚地認識到:極左猛于狼!?

                  (七)

    北大同學通知緒珍如從江蘇高郵農村速來康定。已經有7個月身孕的緒珍如,仍然在鄉下當知青,事先也不知道叫她千里迢迢去康定,竟是去料理聶永泰的后事。緒珍如出發前一心以為,也許是考慮她有身孕,把她叫到康定去與聶永泰團聚,以便聶永泰能給她更多照顧。緒珍如腆著一個大肚皮,從江蘇高郵出發,坐了好幾天火車,好不容易才到達四川成都,在成都弄了一張去康定的車票,兩天之后高高興興地到達了康定。可是,在康定汽車站迎接她的只有北大的幾個同學,直到她在康定住下始終不見聶永泰的身影!

    緒珍如得知聶永泰已經去世之后,她當即立刻昏倒了。緒珍如怎么也不愿意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但現實卻殘酷得早已來到了她的面前!緒珍如懷著聶永泰的遺腹子忍著極大的悲痛,來到她曾經與聶永泰生活過的那間沒有水電的干打壘房間,淚流滿面地清理聶永泰的遺物。聶永泰除了給緒珍如留下無盡的悲傷和肚子里快要出生的遺腹子,就是滿屋的石頭和一口舊棕箱,一些資料卡片,一臺手搖發電機,墻上掛著的一串串燈泡,一只星象儀,從高山上找回來書包、眼鏡與飯袋飯盒,以及永遠留在雪山上那堆狼吐出來的骨頭。

    聶永泰在雪山上活活地被狼吃了,當時并沒有引起多大的震動。聶永泰不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也不是在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文化大革命中光榮犧牲,更不是在“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的戰天斗地中獻出了寶貴生命。聶永泰不過是懷著不可知的目的獨自上山,在高山上遇到天降大雪。聶永泰又是一個從舊北大畢業到高原上來接受改造的“臭知識分子”,是與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這8類階級敵人并列的第九類人,當時被人們稱作“臭老九”。在那種特殊年代,一個接受改造的“臭老九”稀里糊涂地被狼吃了,如同一個“臭老九”仍然稀里糊涂活在那個世上一樣,人們并不會感到有什么兩樣。

    悲痛欲絕的緒珍在康定住了好幾天,她對聶永泰身后之事不敢有什么過高奢望,她只不過希望自己在高原上有一份工作。如果緒珍如沒有一份工作,肚子里聶永泰的孩子就要出世了,緒珍如連自己都還沒有一份工作掙錢養活自己,又拿什么來把聶永泰的遺腹子養活?北大的同學都覺得緒珍如的要求并不過分,出自于對聶永泰的境遇的同情和對緒珍如母子的關心,他們麻著膽子向州革命委員會提出:“能不能讓緒珍如頂替聶永泰到康定農機廠當個工人?”當權者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對此進行了認真慎重反復研究,在北大一伙同學的強烈堅持下,最后同意讓緒珍如頂替被狼吃掉的聶永泰,正式招收到康定農機廠當了工人。

    1976年6月,也就是聶永泰被狼吃掉3個月后,當上工人的緒珍如,在康定為去世的聶永泰生下了一個男孩。

           (八)

    聶永泰被狼吃掉已經25年了。就在聶永泰被狼吃掉的當年,即1976年10月,在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次月,文化大革命中興風作浪和禍國殃民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在同一個晚上被捕了,不久就接受了人民的審判。鄧小平重掌神州號航船之舵之后,按照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重新提出了大學畢業生要學以致用和專業對口。早先分配到康藏高原不能專業對口的北大畢業生,全都翻越二郎山,有的回到北大重新學習或攻讀研究生,如今已經成為某些學科中頗有成就的人。有的專業對口調到科研單位從事研究工作,如今已經名揚海內外。有的到大學從事教學工作,如今不是知名教授就是大學領導或學科帶頭人。有的到了黨政部門工作,如今已經是有威望的老資格廳局長了。有的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文學創作,著作在海內外都有廣泛的影響。有的到國外攻讀回來擔綱重要科研任務,子女又到國外有影響的學府深造正要學成歸來------。

    只有,我們勤奮好學與世無爭純樸善良的聶永泰,分配到高原6年33歲就葬身狼腹,他的英魂變成了跑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永遠地留在了康藏高原。聶永泰實在是太不幸了,他沒能熬到鄧小平開創的好時代。如果他能熬到后來我們所處的時代,他絕對是我們那伙北大同學中的出類拔萃者,中國也可能出現第二個楊樂、張廣厚和陳景潤。但是,聶永泰用他那血肉之軀,給我們留下一個永世也不應該忘記的思考:我們再也不能重演文化大革命那樣的人間悲劇了!我應該好好地珍惜今天這個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的好時代,珍惜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人生,把我們這個國家建設得更加文明民主美好富強。

   ( 本文作者:陳煥仁,男,四川省巴中市人,1945年1月生,196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現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正廳級副院長,作家,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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