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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孫:我在北大當校長
我在北大當校長

•丁石孫

  
是北大的民選校長 

  訪:您是什么時候知道要當北大校長的消息的? 

  丁:1983年10月。在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數學系收到我愛人的信。她說現在北大正在醞釀校領導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處長以上的人參加的民意測驗,事先沒有提任何候選人,讓大家任意填寫校長、副校長人選,不記名。然后,教育部有專人把票收走。我愛人也參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訴我,北大有位領導要到哈佛來訪問。北大并未告訴我有這件事,我也不知道誰來。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學的辦公室去問這件事,想了解來的人的訪問日程。辦公室秘書說:“你來的太好了。”因為北大的客人來的時候是禮拜天,沒人辦公,他正愁沒人幫助接待。于是,他讓我到機場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職員會所(faculty club)的一把鑰匙給了我,讓我直接把客人送去。 

  到機場我才知道來的人是北大代理黨委書記項子明。他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秘書長,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將。他來的那天,哈佛大學專門掛了中國的旗子,以示重視。到教職員會所后,他就告訴我,要我回去當校長。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個小時;說我當校長,他當黨委書記,兩個人合作;并談了很多想法。他顯然雄心勃勃,想在北大干一番事業。他的年齡比我大一點,身體很好,表現得非常積極,當時就要我跟他一塊回去。我說不行,因為我還有一個月的進修時間,并安排了到西部訪問的計劃,也已經買好去西部和回國的機票。聽我這樣說,他沒有勉強。當時他完全沒想到回國后并沒有讓他當北大的黨委書記。 

  訪:項子明為什么沒有當成北大黨委書記? 

  丁:據說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時,彭真說項子明不能用。“文革”前,彭真搞了個寫作班子,地點在暢春園。“文革”中,項子明頂不住壓力,揭發說這個寫作班子是反毛澤東的。這對彭真很不利。項子明就成為彭真眼中的叛徒。對我個人來說,項子明沒有當黨委書記是件好事。因為他黨齡老,主意多,如果他擔任這個職務我有很多事不好辦。 
  訪:在您之前,北大校長都是被任命的,并不是民主選舉的。您當校長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選舉校長。這次民主選舉,把您——一位屢遭政治運動沖擊的學者,推上了世界著名學府——北大的校長職位。您在美國時,是否聽到一些人對您要當校長這件事的反應?您知道自己回去要當校長這個消息后,對做校長有哪些方面的考慮?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見到的華裔數學家,比如項武義、伍鴻熙等,知道我回去要當校長,都很高興,認為這是中國改革的標志,并跟我說中國能啟用一個毫無背景的人當北大校長,表明中國以后有希望。 

  當時我對回去怎么當這個校長考慮得比較少,但意識到這個校長不好當,會得罪很多人。我跟當時在美國的北大的一些教員說:“我回去要準備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戰斗。”我雖然不能預料回去當校長的具體困難,但知道中國的改革的難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對困難的估計還遠遠不夠。 

  訪:您是什么時候被正式任命為北大校長的? 

  丁:1984年3月。我從美國回來后,情緒比較樂觀,認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節后,組織上也沒找我談話。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項子明當北大黨委書記,要重新找書記。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開了個范圍很小的會。會上,何東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當校長,王學珍當書記。項子明當了顧問。我的前任校長是張龍翔。 

  訪:在何東昌宣布您當北大校長的會上,說明校長的產生經過了嗎?您在會上表態說:“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國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決得了的。”是這樣的嗎? 

  丁:何東昌沒有說明校長的產生經過。我確實是這樣表態的。記得我的發言很簡短。大意是說:我對學校的工作沒有經驗,希望大家給我3個月學習的時間。在這3個月里,原來怎么搞的,還怎么搞。我還說,一般的說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沒有三把火,一個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這么多年,火氣早沒有了。同時,我也認為中國的事情比較復雜,不是靠三把火能解決的。我只希望能夠做到下一任校長接任的時候,比我現在接任的時候條件要好一點。這就是我的目標。 

  訪:當校長后,您提出過辦校原則嗎? 

  丁:1986年暑假王學珍住院,有一段時間學校黨委常委會是我主持。有兩次常委會專門討論辦校原則,我記得提了六條或七條原則。其中一條是從嚴治校。因為北大一貫工作效率比較低,也比較松散。二是發揚民主。當時提出對不同的事情應該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對學術問題不能全校討論,由學術委員會討論決定。對生活問題,要在教代會上討論,要發動全校的教職工參與。三是要堅持“雙百”方針。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認為學術問題不能有任何框框。考慮到當時有一種議論,反對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堅持“雙百”方針。四是干部不能越權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樣。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條件太壞。對這樣的事情,我很少當場表態,總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見。再如學校的招生工作,不歸我管,我絕對不給負責招生的干部寫條子。我不能越權,越權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管理科學中心和北大方正 

  訪: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是目前國內最有名的商學院之一。據厲以寧說,光華管理學院的歷史要從1985年北大成立經濟管理系和管理科學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學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而且,這個中心的辦學方針,是您和厲以寧、陳良、王恩涌在您家的小會客廳內決定的。是這樣的嗎? 

  丁:對。當時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學中心,是為了幫助厲以寧,讓他躲開經濟系,有自己的發展空間。1957年劃右派時,厲以寧屬于右派邊緣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門頭溝勞動鍛煉,“文革”開始后又跟我一起關在黑幫大院。“文革”后,他在經濟系受排擠,有些人認為他是搞邪門歪道,不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厲以寧想入黨,在系里的黨支部就是通不過。我當校長后,別的領導跟我說:對厲以寧要控制使用。他會畫畫,如果辦展覽,可以用他。但當時趙紫陽很重視厲以寧,長時間讓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認為他可以入黨,胡啟立曾打電話過來問:“厲以寧為什么不能入黨?”

  訪:中央過問后,厲以寧入黨了嗎?管理科學中心屬于什么性質的機構? 

  丁:入了。中央一過問,情況就變了。管理科學中心是學校領導的跨學科的學術性機構,跟系的地位類似。當時我有一個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較成熟的條件,如教學計劃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這個中心的研究范圍比較寬泛,包括管理、經濟等各個領域。中心的人員來源也很廣,各種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幾個人,中心的主任由我當;副主任有兩個,一個是厲以寧,另一個是陳良(陳良原為北大數學系教授,研究經濟計量學。管理科學中心副主任還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學教授)。 

  除管理科學中心外,我當校長期間還成立了四個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環境科學中心。現在北大環境科學中心,非常熱門(北大環境科學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在我之前,張龍翔校長曾提出成立幾個中心的設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當校長后成立這些中心的大目標,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變系里原來的傳統。 

  訪:北大方正是您當校長后成立的一個公司,現已成為我國計算機行業中的一個知名品牌。請您回憶一下這個公司成立的經過。 

  丁: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之前,北大跟山東濰坊的華光公司合作,利用王選發明的漢字排版系統,生產漢字排版印刷機已有多年,1986年已經做到華光四型機。有一次我問起賣出這么一臺機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錢?他們說賣出一臺機器,華光公司給北大一萬元錢。我記得當時一臺機器至少賣十萬以上,或者更多。我覺得這對北大不公平,因為濰坊的公司也不會生產機器,只是從日本買來機器,安裝上王選的漢字排版系統。我就提出:“為什么我們不自己搞?”王選的重要發明是信息壓縮技術,這項技術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號的信息進行壓縮,而只有把各種字型字號的漢字儲存下來,才能印報紙。 

  當時要把王選發明的這個系統固化,做到芯片上,國內還做不到,要到英國去做。我們和英國的公司聯系,他們答應為我們做,還負責保密。這樣,學校就出錢派王選到英國去,把他的系統固化,拿回來。很快北大自己辦了一個公司,開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技術開發公司。我考慮王選不會做生意,就跟有關同志商量,把王選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開,給王選成立一個研究所,負責研究開發;公司負責生產銷售。 

  我在學校里挑選了兩個人籌建公司。一個是無線電系的技術員,叫樓濱龍;另一個是數學系的總支副書記,叫黃祿平,是學計算數學的。記得我專門和樓濱龍談過一次話,因為當時要動員教師出來開公司難度相當大。我有一點很明確,就是出來開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學校脫鉤。你掙多少錢學校不管,但你不能再保留國家公職人員身份。公司的水電費也要跟學校明算賬。我跟他們講:“你們要學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司開始時沒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學生和研究生,整個技術水平比較高。 

  訪: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濰坊華光公司中斷合作關系了嗎?  

  丁:我們把濰坊華光公司拋開了。但由于華光這個品牌由我們跟這家公司共同擁有,我們不能再用華光這個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這個品牌。它是怎么想出來的,我不知道。一開始,方正沒有辦公地點,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過,里邊也沒有什么機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著寫字,因為很多字體要靠人寫出來。記得當時市場相當大,從中央級報紙到省級報紙,甚至地市級和縣級報紙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統;樓濱龍到處去推銷。 

  訪:北大方正崛起后,跟北大脫鉤了嗎? 

  丁:我說要它跟北大脫鉤,但實際并沒有。當時我就感到,像方正這種公司,所有制不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沒有向方正注入資金。方正啟動的時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幾十萬元作本錢。方正的產權歸誰所有,始終是一個問題,這一點我當時就看到了。 

  沒有鬧大的學生事件 

  訪:您當校長的時候,北大不太平靜,經常有學生鬧事,向學校提出各種要求。對幾點熄燈都要鬧一鬧,我們對此只略有耳聞,實際并不了解具體情況,您能詳細講講嗎? 

  丁:可以。1984年發生了熄燈事件。這是我當校長后,北大的第一次學生運動。過去北大學生宿舍晚上不熄燈,有很多學生到十一二點還不睡覺,在聽收音機或洗衣服等,影響別的學生休息。在一次校長辦公會上,我們議了這件事。有人提出部分學生晚上不睡覺,搞得大家不得安寧,應該11點熄燈。我知道這件事很敏感,北大學生自由慣了,突然讓他們改變作息時間,恐怕會引起不滿。為慎重起見,我叫沙健孫開了兩個座談會,聽聽學生的意見。有一天,沙健孫告訴我,座談會開了,多數學生支持熄燈。他認為可以實行。所以我們就決定晚上11點熄燈。 

  實行熄燈這天晚上,數學系的干部打電話到我家,說學生鬧起來了,一會兒就要到我家里來。我想在中關園的家里給圍住就不好辦了,趕緊騎自行車到辦公室。因為怕半路上碰到學生,我繞道中關村,從西門進了學校。我住中關園的四十二樓,學生沒搞清楚我住哪座樓,他們包圍了四十三樓。看到這種情況,桂琳琳就在我家陽臺上喊:“丁石孫不在四十三樓,在這里。”她還跟學生們講,她不怕他們鬧,“文革”時比這厲害得多。丁干這時年齡還小,看到這么多人,覺得很好玩。 

  學生發現我不在家里,就沒勁了。這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第二天開了個教職員會,我講了話。會沒開完,何東昌到北大來了,坐在我的辦公室里。我開完會,把學生鬧事的情況給他講了,他聽后才放心:熄燈事件沒鬧大,也不是政治事件。我讓沙健孫給學生做了些工作,事情就解決了。 

  訪:您做過班主任、年級主任、系主任,應該對做學生工作有些經驗。當校長后,您還親自去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嗎? 

  丁:1984年,我應校黨委組織部的要求,給學生講過一次黨課,有幾百人聽。當時學生的思想有點虛無主義,對共產黨不相信。這次黨課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說服學生相信共產黨。在黨課上,我沒有講大話、空話,主要是結合親身經歷,講解放前怎么相信了共產黨,解放后怎么加入了共產黨,以及改革開放后共產黨又糾正了自己的錯誤。我當時主要是想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證明共產黨是值得相信的。

  訪:這次黨課成功嗎? 

  丁:比較成功,至少沒有引起學生反感。我講的也是我的真實思想。當時我確實對改革開放的復雜性,對后來的曲折,對可能的困難沒有充分的估計。我的講話充滿了信心。現在來看,我當時的講法過于簡單,過于樂觀。記得講完黨課不久,我的一個在《人民中國》日文版當編輯的老同學車懋祺來找我,要給我寫篇報道。我把講課的錄音帶給了他,他把錄音整理出來請人譯成日文發表了。 

  訪:您的坦誠,在處理學生事件時起了作用。之后又遇到過別樣的學生事件嗎? 

  丁:1985年9月,北大學生由于對我們國家的對日政策不滿,鬧得很厲害,貼了很多大字報。那時胡耀邦想跟日本搞好關系,準備邀請3000日本學生來中國訪問,引起了學生的反感。再加上電視臺在播《四世同堂》,激發了反日情緒。當時王學珍作為中央委員到中央參加全會,不在學校,只有我來面對學生。 

  我在大會上講,希望同學們顧全大局。我說:我是經歷了抗日戰爭的,從個人感情上,我對日本人的痛恨比你們要強得多。我的小妹妹親眼看到,我的一個親戚被日本人一槍打死。你們對外交政策不能感情用事。我的講話雖然把學生的噓聲壓下去了,但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學生還是鬧,并揚言要在9月18日上街游行。 

  9月17日晚,我召開學生干部會,希望他們勸說學生不要上街,但學生的情緒還是非常激烈。有的學生貼出大字報,說第二天要在圖書館前集合,上街游行。當時北京市領導很緊張,因為學生一上街就變成北京市的事。副市長陳昊蘇到北大來,拉我到學校的廣播電臺發表講話。講話的稿子是他給我準備好的。 

  9月18日早晨,我在辦公樓聽說學生已涌向南校門。當時南校門已經關了,學生被堵在校門內。究竟是誰下令關的,至今我不清楚。有些學生干部站在鐵門上做工作,希望同學不要沖出去。經過幾個小時的僵持,學生終于散了,但校園里并不平靜,貼了很多大字報,把我罵得狗血噴頭。有張大字報,把我的講話跟吳德“四五”時在天安門的講話比較,說我已經墮落成了吳德。最終這個運動沒有鬧大。 

  阻止學生出去時,學校準備在校內開個大會,讓學生把他們的想法講講。當時沒人敢主持這個會,怕學生情緒太激動,控制不了局面。這時我認識了校研究生會主席張來武,他說他主持。當時學生聚在南門準備沖出去,五四廣場就在開這個會,把很多學生吸引過來了,減輕了南門的壓力。 

  訪:對學生要沖出校門、上街游行這件事,北京市領導很緊張。您也一樣緊張吧! 

  丁:我對這件事不是很緊張。當時整個國內形勢沒那么嚴重,中央抓學生工作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李鵬,代表國務院;一個是胡啟立,代表黨中央。事后他們把我和王學珍找到中南海談了一次話,主要是強調要把善后工作做好,把學生的思想和情緒穩定下來。當時中央比較重視北大學生鬧事,政治局專門開會研究過,讓我和王學珍列席了會議。這是我唯一一次參加這么高層次的會議。 

  訪:在這次政治局會上,您和王學珍發言了嗎?政治局領導對北大學生鬧事是什么態度? 

  丁:在這個會上,輪不到我們發言。胡耀邦是總書記,主持了會議,李鵬和胡啟立匯報了這次北大鬧事的情況。當時我覺得胡耀邦對學生游行好像并不贊成采取強制措施。因為當李鵬和胡啟立匯報學生因校門關閉沒出去時,胡耀邦就問:“你們干嗎關校門?”他是沖著我和王學珍問的。胡啟立趕緊把話頭接過去,說是為了避免出更大的事。我感覺胡耀邦比較開明。 

  訪:據說,一年多后的1987年元旦,北大有幾千學生包圍過您的辦公樓? 

  丁:提起這件事,要從1986年說起。這一年是知識界思想比較活躍的一年,背景是將要召開中央全會,要對過去的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做出決定,知識分子希望這個決定能對過去“左”的東西做出結論。總的說來,會后發表的文件跟很多人的期望值有距離,特別是對毛澤東的評價。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各種想法。1986年年底前,北京市出臺了一個關于游行的條例,內容是允許游行,但必須向公安局申請。出臺這么一個條例,本意是不希望游行,但又不能明說。當時北大學生想利用這個條例,申請合法游行。  

  1987年元旦這天,北大部分學生到城里游行。下午,有學生打電話到我家里,說有同學被公安局抓了,聽得出來他們情緒非常激動。我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放不下心,吃過晚飯就去了校黨委辦公室。這天正好王學珍的女兒結婚,在家里請客。有人告訴我確實有些學生被抓,學生游行時,警察在路上潑了很多水,路面結了冰,很滑,有些學生摔倒,被警察抓了。 

  大概晚上8點鐘,我在辦公室聽說學生要包圍辦公樓。這時王學珍不在,黨委副書記郝斌在。時間不長,就有三四千學生把辦公樓包圍了。這時我想如果學生沖進來就更亂了,于是,我下到辦公樓東門,讓人從樓上放下一個話筒,我手持話筒跟學生對話。這時氣氛非常緊張。郝斌立刻跟市委通了電話,說辦公樓已被包圍。 

  訪:還記得您跟學生的對話內容嗎? 

  丁:我要他們冷靜。我說有人被抓了,我們去交涉;把我圍起來沒用,我只有騰出手來才能做事。我剛講完,有學生大聲喊:“不要聽丁石孫的話。他用的是緩兵之計。”這時樓上有人下來跟我講,市委準備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聲說,誰說我騙人,站出來,我從來不騙人。聽我這么一說,學生安靜了。這時是晚上8點多鐘。我讓他們11點再來找我,聽答復。這樣,學生慢慢散去了。 

  訪:在這之前,您肯定沒有騙過學生。否則學生不會聽您的話。 

  丁:對。學生散去后,我和郝斌跟北京市聯系,了解清楚被抓的學生有幾十個,分別關在四個分局。我們商量決定派人去接,但不敢讓校園里的學生知道,怕他們跟去把事鬧大。隨后,我們打電話通知車隊,把汽車開到校外,讓學生干部到校外集合上車,分幾路去接被抓的學生。記得負責接學生的有校辦主任黃槐成。

  據說,被抓的學生在公安局里還是很受優待的。警察請他們喝茶,吃點心,看電視。他們被接回來時,已經快12點了。11點時,有個別學生到辦公樓來聽答復。我說接人的車已派出去了,還沒回來,但他們依舊等著。這次學生運動就這樣平息了。 

  不久,我到京豐賓館參加民盟代表會議的小組會。我對參會的人都不熟悉,很多人問我學潮的情況。我說,學生要去游行,絕對不是少數人煽動,而是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如果是少數人煽動的話,就說明我這個校長無能。我掌握學校的領導權,都煽動不起來,他們怎么能煽動起來呢? 

  這次學潮之后,胡耀邦下臺了。那時我的情緒很壞。因為市委經常把我們找去開會,市委書記在一次會上還點了我和王學珍的名。他說,你們書記跟校長一定把學生帶好,要負起責任。我聽了這話很不高興,但也不好頂他們。我只好說,我們只有在市委的正確領導下,要我們怎么做,我們就怎么做。其實,那時北大并沒有鬧得太厲害,鬧得最厲害的是中國科技大學。 


   《炎黃春秋》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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